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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杯摄影大赛:旅游的全部意义变成自拍上传
十一长假还未拉开序幕,微博上就已经流行起了关于“朋友圈杯”旅游摄影大赛的段子。人们会心地转发似乎暗示着大家早已料到黄金周中“朋友圈环游世界”的盛况。
“旅行—自拍—发朋友圈”是参与本次摄影大赛的基本流程。初看上去,旅行是为了释放压力和探索世界,自拍是为了纪念美好的一刻,发朋友圈则是为了分享旅途的喜悦。实际上恰恰相反的是,这一流程处处充满着矛盾和悖论。
在朋友圈的摄影比赛中,自拍照无疑会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我想大家已经厌倦了下面这种老生常谈的批评:即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将自拍看做一种自恋的表现,抑或是自信心低的象征,更有甚者将迷恋自拍加入一系列需要矫正的“精神疾病”的名单。
我们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看待自拍这种行为。自拍是一种自我展示,而且和早先的人像摄影有很大区别。传统的摄影中,摄影师往往是缺场的,而被拍摄者是画面要呈现的对象。但是在自拍中,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空间距离消除。保罗·弗罗施说,一张自拍不仅仅是关于展示被拍摄者(“你看我!”),更多是在展示交流行为本身(“你看我拍的自己!”)
自拍的照片中处处可以见到这种行为的踪迹,比如半截延伸到画面边界的手臂、太阳镜里的手机,和镜子里的自己。这种踪迹有时也会引起人们对于拍摄过程的联想。
自拍杆成为手臂的延伸说起拍摄过程,自拍其实是个技术活。弗罗施说,它是后天习得的技巧,需要不断练习。自拍要求肢体和手指的灵活(需要在将手伸到最远的地方以扩大画面容量,同时要在某个特定的角度按下拍摄的按钮),身体则要一边完成拍摄,一边表现出最想展示出来的样子。
因此,弗罗施继续说,自拍既是表现自我的途径,同时又是对于身体的规训。就像手机把人们的身体变成移动的平台,手机的相机功能也激发并规范着身体的行动。
无怪景区内时常可以见到拿着手机或者自拍杆的人们。当智能手机为人们降低摄影门槛,进行赋权的同时,它也鼓励人们更加频繁地做出某种行动。
所以,自拍已经成了旅行的一部分。每到达一个景点,人们会想要掏出手机,想一个造型(比如在雕像面前模仿它的动作,或者用手托起倾斜的比萨斜塔)。拍摄的过程可能会经历几次不太满意的失败,接下来是修图,构思一下要配合的文字,最后发到社交网络平台,等待着别人的评论和点赞。这成为了很多情况下的常态。
这不是说拍照有什么错误,毕竟和朋友一起想一个有趣的造型是很令人开心的事。这里想表达的是,我们是否还有其他体验旅行的可能?是否智能手机渐渐从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独裁者,它开始指导我们应该怎么做,把旅行—自拍—社交变成一个单一的闭环?就像手机镜头指导着我们肢体的动作一样,智能设备也开始规划我们的生活和旅行。
查尔斯·莱德贝特在BBC4的一次讲座中提到了人和手机的关系。“我曾和儿子去一个湖区散步。湖区的山顶上,很多人在互相问‘你有信号吗?’ 下山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风景很美——然后我坐在路边开始查看邮件。”
莱德贝特的疑问是,他在湖区的路边查看邮件的时候,到底是手机告诉他要这么做,还是他自己真的想这么做?这也许是我们时代的困境,我们趋向某种行为方式,却不知道为什么。是机器服务于我们,还是我们听命于机器?
国庆前关于“朋友圈杯大型旅游摄影展”的玩笑其实每个机器都会要求人们做出特定的行为,拍立得、单反和需要胶卷的老式相机带来的是不一样的仪式感。不过手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使自拍变得非常方便,因此引导人们进入一种更深厚的自拍文化。除此之外,手机不仅规训着我们的拍摄行为,还引导我们后续的工作——修图、配字、发朋友圈。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将照片的拍摄和分享的过程联结在了一起。因此自拍在成为与自己对话的行为的同时,将自拍发布在网络上也立刻被赋予了一种社交意义。发布自拍不仅是自我展示,也是获取社会认可和关注的方式。
对关注的渴望体现了互联网的一个隐藏问题:即社交媒体的低使用门槛显然没有带来平等,甚至加剧了人们之间能够获得的关注度的分化。从古至今,当思考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时候,无可避免地会谈到人的群居性。似乎在社会交往中获得存在的价值是一种根植于人类动物属性的本能。然而,社会尊重和社会认可,在今天成为了一种分配极不平等的资源。
微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为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媒体平台而感到兴奋,但是很快明星和草根之间就出现了关注度上的巨大鸿沟。而微信的朋友圈带来了一种新的平等。虽然一条动态收获的赞的多少可能有差异,但这至少不会妨碍一条在伦敦喂鸽子的动态和下一条在家包饺子的照片依次出现在同样的时间线中。这让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朋友圈里获得几乎是平等的关注,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小圈子里的“明星”。
我们在朋友圈中的自拍,不过是一种对于社交和关注之渴望的表达。一张照片,不管画面中的“我”是缺场还是在场,都是一种对于自我体验的宣告。我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同时期待着别人的回应。
但是这种期待往往并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因为社会的互动和交往应该是双向的。当一个人将自己旅行的喜悦通过照片分享出去的时候,他邀请朋友一起体验秀美的风景,但是朋友并不能真正进入照片中的场景,甚至不能有那种面对面交谈、聆听对方回忆时的感染力。在局促的手机屏幕上,朋友能做的最多就是一句简短的评论,或是一个赞。
当社会交往变成单向的时候,每个人都只能通过不断输出自我来获得存在感。有的人在旅游期间一天发数条朋友圈,每条都有九张图;有人发了一张自拍,配字是“西湖”,但是画面中她的脸占了屏幕的四分之三,西湖在画面的右上角若隐若现。当这种需要别人来肯定的存在感达到极端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旅游的过程没有自拍发朋友圈,这件事好像就根本没发生过。
旅行、拍照、社交三件事本来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当它们三者在手机的驱动下成为了闭圈循环的时候,每件事的意义似乎都发生了悄然的替换。旅行—拍照—发朋友圈成为一种仪式的时候,行为的意义就成为了全部的意义。
今年五一和朋友去南京玩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场景之一就是我们一行八九人是如何在登山的石阶上用自拍杆完成了一张高难度自拍。也许在手机和自拍杆的时代,拍照这个行为本身已经不是关于纪念,而早就是旅行回忆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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