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留美日记出了手稿影印本

1910年，19岁的胡适获得庚子赔款第二期资助，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留学，后又于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1917年回国任教。在美国的7年留学期间，胡适后期一系列思想和主张逐渐在此时形成，并写下了记录它们的50多万字的日记和札记。

近日，《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以下简称手稿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并于8月13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这是胡适留学日记手稿的时隔近百年后首次公开面世，真实再现了“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七年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和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胡适语），对胡适研究和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看来，手稿本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更在于它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作为一部引领青年投身现代化运动的绝好教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更是将其视为“新世纪以来胡适史料发掘方面最重大和最了不起的发现”。

百年手稿重现天日

胡适留学时期的日记和札记，实际上在1939年4月，就已经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当时书名定位《藏晖堂札记》（以下简称亚东版），共17卷4大册。亚东版甫一出版，即引起学人注意，当时一个署名“愚”的论者撰文评介，认为其有四大特点：

1、表现著者之政治主张，文学主张；2、表现著者对国事及世界大事之关心；3、表现著者对外国风俗习惯之留心；4、记与本国及外国友人之交游，情意真挚，溢于楮墨。

尽管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因为当时处于抗战初期，炮火连天，亚东版流传有限。抗战胜利后，1947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出了此书的校订本，胡适亲自将书名改定为《胡适留学日记》（简称商务版）。1959年3月，台北商务印书馆又三版了《胡适留学日记》。

此后，大陆和台湾尽管多次重印《胡适留学日记》，然而所依据的版本，不超过以上三种，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海内外胡适研究界并不知道绝大部分胡适早年留学日记手稿仍然存世。2013年9月，沪上收藏家梁勤峰偶然间从香港友人处得知，有些胡适的手稿在港，问他有没有兴趣看下。梁勤峰虽然爱好收藏，但此前从未涉及到名人手迹这一方面，对于胡适的认知仅限于知道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文人。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留学日记手稿能够最终回到大陆，并得以出版，可以说是因缘际会，让参加新书发布会、座谈会的学者感到庆幸不已。看到手稿，“说实话，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醒过神来的第一个反应是胡适老先生竟将这么大一个功德送给我了，我无论如何要为他做点什么。”梁勤峰后来回忆道。

两篇新发现日记填补空白

胡适留学日记的手稿，共有18册，全部竖行书于开本统一的长方形康奈尔大学学生笔记本上，除了《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的开头部分为毛笔书写外，其余绝大部分都为钢笔书写。

尽管在手稿本出版之前，已经有了三个版本的胡适留学日记，但经过陈子善初步比较，就发现了九点值得注意的差异。在陈子善看来，显然“这十八册日记因是胡适亲笔手稿，故能以最为原始、完整、全面的形态呈现胡适1912年9月-1918年2月日记的原貌，具有唯一性、真实性和可靠性。”

毫无疑问，这些差异大大地增加了手稿本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在原始上，此前出版的亚东版和商务版在各册的具体起迄日期上有多处挪前移后的调整，且部分文字有修饰和改动。另外，亚东版按照日期或内容归类，一一加上了小标题，虽经可能得到胡适本人同意，但毕竟不是手稿的原貌。

在记日记时，胡适自己也做了不少删改和勾画，这些动作是不可能出现在其他版本中的，而在手稿本中，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删改，了解胡适当时的思想变动。

更为重要的是，手稿本里颇有不少未见于现行胡适各类文集和全集的诗作。比如，手稿本第十四册题有一首打油诗《怀君武先生》：“八年不见马君武，见时蓄须尤未黑。自言归去作工人，今在京城当政客。”诗后题：“看报作此。六年三月廿一日”。亚东版在整理出版时，马君武这位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不仅在世，而且还是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加上马君武与胡适还有师生名分，所以特意删去了。

让陈子善特别为之惊喜的还有胡适归国初期所写的《北京杂记（一）》（1917年9月11日至11月30日）和《归娶记》（1917年7月16日、8月1日和26日三则以及1917年12月16日至1918年2月）这两部分日记，均为新发掘的胡适早年日记。现存的全部胡适日记中，在1917年7月10日之后，一下子就跳到了1919年7月10日，中间有整整两年的空白，而这两年正是胡适酝酿和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极为重要的两年。因此，这两部日记的重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白话文改变了国人的“三观”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所作所为，常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所以前些年网友截取了《胡适留学日记》部分，发现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每天除了打牌就是打牌，刚刚责备自己“堕落”，立志戒牌之后第二天就又是打牌，一时风靡网络。

尽管这种截取的片段与实际有不少距离，但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业成绩确实不是他第一关心和重视的。他在给他最好的朋友许怡荪的信中说，“适居此四年半，学业所成就无异于恒人，唯可通晓此邦之文明、学术、政教、人心，此中所得，远胜读书十年也。”他自己也承认，学业上和一般留学生没什么差别，但是对于美国的文明、学术、政教和人心，他却尤为注意，因为这些需要花大量时间去体验和观察的问题，在胡适那里，正是最为重要的“正业”。

胡适刚到美国之后不久，就立下了人生的明确目标——成为“国人之导师”，所以他要在思想、学问等各方面准备条件。首先要求得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做人做事的方法，他从他的导师约翰·杜威那里选择了实验主义。然后胡适明确意识到，中国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尽可能地使中西文化相融合和协调，使中国古老文化中一切优秀的东西获得新生命，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一场文化革新运动。

“胡适认定，自己最大的使命就是在这样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中充当一名开路的工人。”耿云志说。在留学的最后两年，胡适找到了中国文化革新的途径，就是文学革命。所以在耿云志看来，胡适能够成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

经过美国留学准备期之后，胡适回国后引领了中国的文化革新运动，成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认为，很多人在评价新文化运动时，只看重对“德先生”“赛先生”的鼓吹，却忽略了文学革命的意义。“但是我们倒过来看，时至今日，德赛二先生都还是在发展中，只有文学革命，才是实实在在改变了几十亿国人。”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威更是将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看做是塑造了几代中国人思想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最大动力，“语言和文字实际上是人们思维的体现，反过来也会影响和塑造人们的思维。所以白话文不仅仅是书写方式的变化，有了它之后，中国人的三观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