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一个理想主义时代戏剧的胜利

时隔16年，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作品《生死场》 得以复排。坐在国话簇新的剧场里，谢幕时整个剧场的疯狂把所有人裹进一种激情的风暴，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如潮水一般，震耳欲聋。

这是导演田沁鑫的成名之作，也是众多主创的激情之作。今年已经过了60岁的韩童生，55岁的倪大红，在舞台上火花四溅的飙戏和表演，证明着如今在荧屏上的种种热闹和喝彩，都是那些曾经寂寞舞台的积蓄。

田沁鑫在谢幕时对所有演员鞠躬，并说，重排这个戏的过程，让我再度看到了神一样的表演，看到了大神归来。

重新归来的该不只是神一样的表演，而是闪现着那个属于理想主义时代的戏剧精神。掌声和喝彩如此热烈，是因为《生死场》的有些东西让今天的观众感到久违，久违这满台的激情和纯粹，还有创作者们曾经集体燃烧而喷薄的火花，这火花，从16年前一路飞溅，在今天的舞台，依然炙热得让人睁不开眼。

《生死场》是一个有着火和土性情的作品，火是因为激情，土是因为沉淀，激情和沉淀，都发自心。在当下的时代，无论戏剧还是其他文艺，发自心的创作，并不多。别的不说，就比比同样和萧红有关的电影《黄金时代》，一个似水流金的电影，却要讲一个苍茫时代下的颠沛众生，怎么看，都是飘着的，各种轻。

站在16年后的时间节点看《生死场》，它依然厚重，依然才情横溢。虽然16年后，剧中那种浓烈和悲怆的表达，已然不是这个小清新时代的节拍。但它依然能引来如此强大的共鸣，触发大家的深思，意味着在艺术领域，我们需要一些永恒的重要的东西，比如对于民族命运的自省，比如对于纯粹艺术的探索，再比如，对于舞台的敬畏。

只不过在今天，这些东西，似乎变得有些少、有些难。

时代使然。

16年前，《生死场》横空出世，惊动中国剧坛。揽获国内所有重量级奖项之余，也引发了舆论对于被忽视的当代文学，以及被遗忘的现代剧场的双重热议。甚至让世人重新开始认知萧红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这出戏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也影响了很多戏剧人。据说，大导林兆华当年带着自己在北京人艺术的《茶馆》剧组买票集体观摩了演出，而那时还在中戏读书的邓超，连看了几遍后在学校自组班底重排了一个版本。

那一年，田沁鑫29岁。只完成了两部作品的她，刚刚被破格调进原中央实验话剧院。因为喜欢萧红，她提出要改编《生死场》，盘桓酝酿三年，《生死场》的剧本最终定稿。其间，第一稿就用了整整一年，实验话剧院请了十个本院的专家提意见，田沁鑫又改一稿才最终确立。

那一年，韩童生45岁，倪大红40岁出头。他们并不是今天这般因电视剧而家喻户晓，但年轻的田沁鑫却对和他们合作有很深的渴望，“我看过七遍韩童生老师主演的小剧场话剧《故意伤害》，想请他演主人公赵三。我看过话剧《阳台》中的倪大红，一张奇特的脸，一种独特的表情。在现任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的引荐下，我与二位老师结缘”。

1999版《生死场》的主创名单如今看来真是大腕云集。当年名噪一时的女演员李琳饰演金枝，上戏毕业分到剧院没多久的任程伟扮演成业。还有舞美设计薛殿杰、灯光设计周正平、制作人李东。甚至于如今人气十足的段奕宏，当年在这个剧中，不过是一个要“一赶二”扮演村民和家丁的大龙套。

只是，这些如今中国剧坛响亮的名字，当年都只是一群狂热并理想主义的戏剧人。 在那个一场戏剧演出只能卖出几张票的惨淡年代，在那个戏剧人无时不刻不挣扎在理想和现实困顿间的世纪末，《生死场》让他们相遇了，并共同燃烧。用田沁鑫的话形容当时的状态：“我只喜悦在贪恋中，燃烧创作的欢乐”。

16年后，因为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契机，《生死场》得以复排。当年的剧组再次聚首。只是，艺术家们都“老了容颜”。田沁鑫感慨，“迷蒙的排练场，还是这群人，时间似乎没有走。几天复排下来，我看见这些磨砺于人世的艺术家们，本分的端坐在这间原属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排练场中，对词对戏。看见了老去的他们，中国的最本分的老派演员，刻苦的对待自己和角色，尊敬，从心底产生。”

老派、本分、牛逼，是田沁鑫这一次反反复复提及的形容词。显然，在田沁鑫之后16年间的导演生涯中，这样的演员，她遇到的也不多。

老派演员们的光亮丝毫没有因为岁月和年龄变得暗淡，哪怕两位主演如今年过半百，不得不面对体力不济所带来的重大考验。因为剧中有大量摸爬滚打的形体表演，韩童生和倪大红在排练场上始终戴着护膝，不遗余力。尤其倪大红出演的“二里半”，是个腿不直的拐子，他自始至终都得90度佝偻着背、弯着两条腿走路，对于一个55岁的演员而言，体力考验可想而知。

事实上，除了韩童生和倪大红，包括李琳和任程伟的在内的很多原版演员都颇为出彩。在这部作品中，形体表演的丰富和高难，至今可算是国内话剧表演的一个高峰。在那个话剧舞台摆满布景的年代，在一个空空的舞台上演话剧，连倪大红都说自己“最初不知道怎么办”。

回到时代问题。

一部好剧的问世，少不了天时地利人和。在那样的时代，坚持理想主义应该还没有今天这么难。这么多人凑在一起，热火朝天干上几个月，哪怕观众寥寥，哪怕收入菲薄，为了艺术也都心怀喜悦。在那样的岁月，导演可以由衷喊出：“我做戏，因为我悲伤。”

但是，时代变了。就像田沁鑫自己写的，“中国变了，商业化进程摧枯拉朽，狂放肆虐……我，一个生命个体，面对中国的天翻地转，面对中国艺术的沦丧，曾经长哭！”

商业化进程并没有把戏剧逼往绝境，而是让戏剧有了更多的观众，更大的市场。但是，这也没有让戏剧变得更好。好的演员们纷纷奔赴影视，虽然他们的心始终记挂着舞台，但也没有谁会和人民币过不去。好的导演们虽然依旧驻守在舞台，只是，如田沁鑫这样，也再难保持《生死场》般的纯粹：“我很努力地做了《狂飙》《赵氏孤儿》，到我导演昆曲《1699桃花扇》后，我纯粹的艺术生涯告一段落”。

现实确实困窘，《生死场》复排，韩童生和倪大红10场的演出费也不如他们一集的电视剧片酬。倪大宏对此一笑了之，“都捐了”。老派本分的演员们回到排练场，不计报酬，不带助理，摸爬滚打，本也只是为了一段初心。

韩童生在复排期间办了在国家话剧院的退休手续，他说《生死场》是他戏剧生涯不能磨灭的里程碑：“在当时戏剧的环境下，这部戏是给我们这些热爱戏剧的演员打了一针强心剂，让我们知道戏剧是有希望的，是可以和观众们一起走得更远的。从那以后，我就坚定了终身不可能离开舞台的信念。一直到我这个月退休前，我也确实一直都守在舞台上。我希望，一个戏剧演员能够在舞台上，把自己的所想，所获，传递给观众。”

倪大红因为《生死场》收获了每个戏剧演员梦寐以求的梅花奖，但最近十年间几乎已不再进剧场，而这一次，“好像时光倒流，沉浸在这儿心里很满。我出演这出戏，不动，朴朴实实地演，不去想其他的。感觉田导也有这样的想法，保持我们从前，16年前的模样，一台朴实的，一台憨厚的，没有乱七八糟东西的《生死场》。”

但是，已经很难再找到他们这样的演员了。复排的《生死场》，应该是这个剧绝版的演出。年轻演员纷纷去排练场观摩两位“大神”的表演，但是，要接下这样的角色，恐怕很难。时代变了，对于演员来说，演技并不是最重要的安身立命之本，一朝拾起，怕是不易。韩童生这样的老派演员，也只是含蓄地提醒年轻演员，希望他们能认识到，表演是一门学问。

要看到“憨厚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戏剧”一样很难。那种忧患的、雄壮的、狂放的、挥洒的戏剧精神，好像是属于1990年代的标本，定格在这部剧中。在那个理想主义尚存的年代，中国的戏剧舞台还是有很多这样精神的作品，只是，现在还在演的，还能保持当年状态的，好像没剩下几个了。

当然，不是说现如今的戏剧一无是处。也不是说《生死场》是无瑕的。但是在商业化最摧枯拉朽的话剧舞台，看完《生死场》还是有点悲观。因为，这个戏像是面镜子，照出16年前那种理想主义的光热。而今天，热爱戏剧的观众得靠这光热的余温取暖。

话题有些悲观，现实不至于这么悲观。理想总会回来的，时代总是在轮转的。就是，不知道还需要等多少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