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陕北去”，七七事变后一批青年的人生选择

七七事变后，大批青年学生在动荡的时局中寻找人生的前途，有一批青年人选择了“到陕北去”，延安的战时教育整合了战争中青年们的热望和诉求：很多年轻人对民族革命与世界图景抱有激情的向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给中国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中有数量庞大的学生。七七事变时，正值学校放暑假。暑假期间，学生就不一定都在学校了，有些回家了，有些出去旅游了，有些去搞社会活动了。因此，当战争这个突发事件发生时，有些学校能很快做出反应，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决意南迁，但还有很多大学，特别是中学在突发局面下无法迅速有组织地做出反应，大量学生就这么流散了。

沦陷区青年寻找种种出路

这里可以举个燕京大学的例子。1937年夏天，燕京大学有个西北调查团到陕北旅游访问，在陕北期间战争爆发了，学生回不了北京，有些就留在陕北参加了丁玲带队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而随着日军战线的迅速推进，上海被占，南京沦陷，更大数量的学生需要转移，他们中的一部分能够随校迁徙，但大多数只能辗转于后方各个城市。

国民政府想要短时间内解决流亡学生和失散青年的安置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教育部自战争一开始，就为救济战区流亡学生，先后在河南、陕西、广西、重庆等九省市设立收容性质的“国立中学”共34所，也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时训练班，一方面安置流亡青年，一方面培养党政军队人才。

但困境还是更抢眼。1939年李宗仁带头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了关于流亡青年的案，他说：尽管抗战中政府维护了高等学府与学生，但为数众多的受中等教育的青年，正承受着家乡沦陷、教育中断的痛苦，而我们却不能照顾到这些敌伪侵持之下的一般青年，他们的身心之悲痛与愿能之饥渴，实难安于想象。这些青年有些未能转移至后方，转移了亦限于容纳，这是国家重大的缺失，是对青年无端的暴弃。

不过，日本人虽然占领了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这些民国的一线城市，但也使一些内陆城市在此时遭遇机遇、焕发活力，比如重庆、昆明、桂林、成都和贵阳。青年们可以选择进入各种名目的战时训练班，战时训练班是专门培养所谓抗战人才的短期培训项目。

如果我们翻看当时的报刊杂志，会发现这类短期训练班在战争初期遍地开花，很吸引年轻人，他们可能认为从这些训练班出来后，差一点能找个党政军基层干部的工作，好一点是真正能贡献民族抗战。

另外，作为有读写能力、受过教育的人，青年们也可以找宣传、动员类的工作，这在战争初期是大规模高调扩张的一个行当。当然，他们也可以努力于继续读书和升学，当时教育部的基本政策仍以稳定为主导，提出“战时要当平时看”的原则，并没有因战争自乱阵脚、大规模崩盘。

不过，摆在青年面前的还有一条特殊的路，那就是到陕北去，到延安去。

1938年初春，一个家住西南的十六岁女学生写了一封信给她的舅舅，吐露不满与冲动：

近来的生活很无味，一切工作做得不行。政治机构的改组是失败，川滇黔三省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因此，特别难以救国。在成都已经有过一次高压，在重庆不久也将要到来。老实说：我也不过还站在门槛外面，即使有什么壮烈的牺牲也还不会就加在头上来，但并不能幸免而高兴，我只更感到救亡前途的黯淡了！另一方面，离开学校以后，一直闲着，职业？不说不会做什么，也是找不到。

家是一天不如一天，——虽然妈妈她还指望着日本被打败后爹爹“荣归”时发财。但这已是一个梦想！有时想到我的将来，家庭的将来，真正没有办法！如果到了支持不了的时候，这一家人的消耗，生活，怎么办？舅舅！我也是人，当然不会就没想到那许多问题，为了我自己，为了减轻家庭的——爹的负担，我只有离开这个家；但是如何离开呢？找职业么？这是非常苦难，而且为了我的信仰，为了我的意志，为了不埋葬整个的我的灵魂，我不愿在这个地方“规规矩矩”做一世“人”。

我不能这样！半年来——一年以来，我尽考虑着我的生活，到现在，我知道这一切希望于家庭那盏灯都是幻想，都是错误！什么读书，享乐，都是无意义，也无法办到。所以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到陕北去。有了一个相当长久的考虑时期，我想遍了所有的别人用过的方法，只有这是能够不令我失望，是能够让我生存下去的地方……

女学生的信恰好一一反映了我们在上文中提出的青年的种种出路。她生活平安，觉得自己离“救国”这个时代的主题非常遥远，心中不满。她也对政府不满，觉得政府给民众施加“高压”。另外，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她又觉得拖累了家庭。

有意思的是女孩对家庭的感觉：母亲指望军人父亲归来时带一笔发财的钱，而她认为黯淡的救亡前景和政府不可能让发财梦成真。她用无味、不行、失败、黯淡形容眼下的日子，希望破网而出。

这里更有趣的是她对延安的想象：帮助她不在“这个地方‘规规矩矩’的做一世‘人’”。去延安是不规矩的，也是高级的选择，与实现信仰、意志、灵魂相关。去延安也是冲破家庭、失业、沉闷的安全、救国黯淡等所有眼下困境的办法。“破网而出”可能相当体贴地符合着到延安去的青年的心境，同时也有一个观点大市场和洪亮的舆论导向与之互动。

当时的主流舆论，很信仰青年。用蒋介石对三民主义青年团训话中一段来概括就是：“青年为革命之先锋，为各家之新生命，举凡社会之进化，政治之改革，莫不有赖于青年之策动，以为其主力”。简要概括一下就是，青年是珍贵的人力资源，谁要成事都得好好把他们用起来。

这种观点各党各派都认可，但具体到实际行动中，各方意见关于怎么使用青年大有不同。国民政府的政策前面提过，基本是“战时要当平时看”，把教育大局稳住。据黄坚立的说法，此种政策也还是在提防共产党在青年人中的运动能力。

蒋介石在1938年就密令教育部严格审查学校的演讲会和讨论会。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请求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也被当局制止。而出于对共产党渗透力的忧惧和防范，国民党在1938-39年一般的民众组织和运动，也都采取消极处理和压抑的方案。有些国民党高官在后来的回忆中，甚至认为三青团的建立就是为了防止青年去延安。（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页131-135。）

奔赴延安的青年们

中共的心态就解放得多。周恩来在1937年12月对武汉大学学生的讲话中称“：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的大的动乱的时代里。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周恩来对青年学生的规划也与“变动的”、“战斗的”一致：“到军队里”，“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抱着这种教育理念的，也不止中共，教育界也有不少人主张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彻底更张教育制度，配合抗战需要，甚至有人认为“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立即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而“南京撤守以后，战时教育议论更甚嚣尘上”。

延安施行的正是战时教育，它要培养的不是高知、学术人才，而是以经济实用的方式培养抗战干部。这时候的延安有三所学校接纳外来的青年：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吴堡青年训练营。

“抗大”档次最高，主要培养军队干部，教育以政治、军事技术训练为主。“陕公”学制一般为两、三月，课程同样以政治军事为主，培养行政、民运干部（高奇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页195-199）。这样的教育制度，在当时的环境中，有它切实的优势：首先、短期政治军事训练适合战争环境；第二、学生毕业后服从分配，避免失业；第三、抗大、陕公收录学生不以文凭为准，认可同等学力，且年龄放宽，容纳了更多社会边缘人。

很多年轻人青睐这种短时有效的学制，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对中共革命及其意识形态，以及共产革命许诺的民族革命与世界图景抱有激情的向往。

到延安去的路途不能说不辛苦。青年首先要到西安，从西安到延安有八百华里的山道，可通汽车，也可步行。坐汽车的话，一般用两天可到延安，步行则需要十二天。汽车数量稀少，大部分去延安的年轻人都是结伴徒步北上，经过数个县村的跋涉和光秃秃的荒野，一路风尘到达红都。这样的一段路程，一开始可能能靠激情撑着，但十二天的后半途，实需要一定的意志和决心了。

陕北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很多学生挤在一个土炕上，夜里寒风从纸糊的窗户吹进来，常冻得人睡不着。老鼠、跳蚤和各种虫子很多，洗澡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伙食更加说不上好，严格的准军事管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的，也有学生太有“自我意识”，很快对高度组织化的生活有了批判，随后离开延安。但更多的年轻人留在了陕北，接受全新的训练和改造。

陕北的艰苦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成了对意志的训练，他们称抗大和陕公是锻炼人的大熔炉，他们也把延安战时教育的经验，比如小组讨论会、生活检讨、集体批评和集体生活等，作为值得学习的先进经验介绍到国统区，吸引更多的青年奔赴延安。

“国民政府会承认共产党给的学历么？”

抗大、陕公式的学校，在当下中国似乎是不存在了，而舆论好像也更青睐那些拥有典雅民国范儿的精英学院，比如现在一提起西南联大，会很容易地自然陶醉在一种高级的、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感觉里。但其实当事人的感觉，未必有我们现在这么轻飘飘。

我找到一封1938年一位西南联大学生的书信，文白句顺，我在这里大段抄录：

“你猜联大最当今的一个‘运动’是什么？盯梢和抓奸。三校一混合，男女间的关系就‘由量到质的剧急的随行若变化’了。粥少僧多，其实也难怪。何况都是些文法学院的多情的大学生，在暮春时节（此间天气通年如北平四五月）图书馆空虚，教授轮流告假去昆明过口（注：最后一字看不清）。海关内有的是花木，南湖里有的是碧水，而且，以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然。你说我太过么？笑话多着呢？什么‘XXX夜闯城隍庙，XXX书卧三山亭’这些厕所文学，据云是写实云。其次则是三校女人之互相轻视，北大腐朽，清华庸俗，南开浅薄云云。往往夜幕下‘克罗斯’洋行的庭心，就演起全武行来。”

他继续说：

“联大的口号是，革命的去，不革命的来，反革命的装‘算’云。而且这也是真的，这有X部视察员的演辞为证：‘上前线的思想错误，死读书成功后再报国的最为理想，遇事一切马虎的也尚不失中庸之道云。’自然，无法生活的去了，留下的大部分是达官富人的子弟，其次也是附庸于此阶层的分子，你说政府能不替‘自己’的子弟尽力效劳以求若辈安全舒适，将来还可步武父兄后尘，光前裕后么？这是我对联大一般教育机关的看法。虽然自知难免过火，却没有比这更迎合兄弟目前的心境了。”

抗战环境里，究竟西南联大更对，还是抗大、陕公更对，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当然问题也不应该这样问。但从这封信里，我们至少能感觉到，延安的战时教育建设性地整合了战争中青年们的热望和诉求，而这当然也比一般的高校，更直接、实际地贡献于国家抗战。

而从另一些史料里，我们能看到，在“到延安去”的这个历史时刻，一些真实情感的分道扬镳。一位父亲在他写给报纸编辑的信里说：

东线战场失利南京危机的时候，青年们更显得忧郁彷徨，都纷纷离开课堂，或跑到前线直接参加抗战，或投到短期训练，预备受到相当的知识，往民间服务，因此我的儿子也随同学们的邀约跑到陕北，考入抗日大学去了。他这一去是没有征求家庭的同意的，我对于他这样的行动很不赞成：第一，他不应该放弃“短期即可完毕”的学期，第二，纵因时局关系当以救国为先，也应该在武汉地方投考军委会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调训班，或者投考军校，绝对不该跑到遥远的陕北去。我原没有姑息的念头，定要儿子守在家里过安全的生活，他有志干救国工作，我更没有阻挠的道理，不过，中国这样大地方，需要青年工作的地方很多，何必大家都纷纷往陕北跑呢？

这个父亲在后文中坦陈了他对陕北的忧虑。他的理由是一个后世看来很可笑，但设身处地地想却非常真实的考虑：国民政府会承认共产党给的学历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某某大学是不是正规大学，能不能得到教育部的官方认证。而进一步的，延安毕业的学生能找到工作么？

历史当然是把这个父亲的担心远远甩开了，儿子的选择现在看来是赶上了历史的节奏。但事实上，父子两代人关于陕北判断的代际差异，充满了冲动、偶然、世故、责任感的张力，因为当时大概谁也不能预判，也就是十年之后，不说当年抗大、陕公的学生已有可能身负要职、独挡一面了，真正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反倒成了国统区的那些大学。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