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 | 情怀和感动之后，工人诗歌如何挑战资本的逻辑

【编者按】

       ”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我们通过互联网寻找到六位特殊的工人，有自杀身亡的苹果手机生产工人，有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乃至地下800米深处的矿工。他们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敢于从沉默和被代言的境遇站出来表达自己……”作为今年上海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唯一入选的华语纪录片，《我的诗篇》在前两场放映会的票脱销后，所加映的第三场也旋即售罄。这部讲述当代工人阶级与诗歌的纪录电影，一时一票难求。这或许意味着，劳动、苦难与歌颂生活这些最古典的情感，在今天仍然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部纪录片关乎诗歌之美，也关乎社会平等与劳工权益。澎湃新闻即日起起刊发围绕此一纪录片的一组评论报道，探讨我们时代对劳动的书写与反思。        

《我的诗篇》海报：“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昆德拉曾经断言，我们的时代是小说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逻辑的扩展，现代人获得了全新的时间概念。而小说以其情节性战胜了古老的诗歌，更好地回应了这种资本时代的时间感。当我们以为大部分的当代知识精英已经放弃诗歌这种体裁的时候，《我的诗篇》却告诉我们：诗歌并没有死，而另一个阶级正在默默地接续诗歌的余绪。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诗篇》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录方式，该片通过六位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片段来捕捉他们诗歌中传达的“意象”。诗性的镜头语言，也很好地与这些意象暗合，达到了文与质的统一。因之，我们可以对彝族充绒工吉克阿优的双重边缘生活感同身受，我们明白了他为何要攒起最后的热情和力量来吟唱远方的家乡和亲人，尽管想象中的故乡已逐渐被主流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所裹挟吞噬；我们也看到了叉车工乌鸟鸟缺乏方向的失业生活，从而了解他诗歌中内在的荒诞感源自何处；爆破工陈年喜和矿工老井则带给我们更多的暗黑能量，让我们触碰到真实的血泪、疼痛和愤怒——这是一种尖锐的痛感，像岩石崩裂，像一瞬间坠入黑暗无渊的矿井；而制衣女工邬霞的诗句则要轻盈的多，我们仿佛能看到，她在布满荆棘碎石的生活之上依然要欣然舞蹈，以追逐和保存最后一丝的美与人之尊严；最后，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则“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直到流水线工作的平庸与无意义彻底吞噬了他，“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他选择用死亡来反抗。

富士康工人许立志的骨灰被撒入江河，他用死亡完成了终极的反抗

        在两个小时的影像冲击下，我们似乎窥得了另一个世界的面貌，而工人的诗歌正是这个世界的钥匙。我们借了他们的眼和他们的心，对那个世界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然而，两个小时之后呢？在获得一大堆情绪和情怀之后，我们是否很快就心安理得地回归到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去了呢？我们在“同心”、“同情”之后，是否还能和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姐妹“同理”，真正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处境，还有最重要的：他们为什么要写诗，或者他们必须写诗？

        显然《我的诗篇》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由于只有情绪和情怀，这注定只能是一部中上之作。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这部作品没有深刻地切入政治经济学。换言之，《我的诗篇》在成功传达诗歌意象之余，并没有进而剖析工人所处的权力关系，包括他们与机器和技术的关系，与资本所有者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在全球价值生产链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只是感到悲伤和生活的残酷，却无法理性地认识这种悲伤和残酷从何而来，对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工人阶级”何以成其为自在自为的阶级。而我们获取的影像始终是个体的工人——或在孤独地作业，或在孤独地写作——而不是工人的群像。至于这些工人-诗人与工友是如何相处的，他们如何在共同的劳作与生活中获得集体性的阶级认同，而写作与吟唱诗歌对这个群体又有何种影响，更是无从得知了。此外，资本所有者与国家在这部并不算太短的纪录片中也基本是缺位的。作为最终攫取剩余价值的一方，他们从根本上控制和规训工人。他们对于资本、技术手段和市场的掌控，正是工人阶级被持续剥夺的根源。

        实际上，相对于他们的观察者和影像记录者来说，工人阶级自己的诗人对权力关系要敏感的多。例如，女工邬霞的《吊带裙》就忠实记录了她的劳动产品（吊带裙）如何与她分离，通过复杂的流通链条，最终到达匿名的消费者手中。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言之劳动的“异化”，只不过中国女工用她诗性的语言再一次向我们吐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此外，还有一些尚未变成影像的作品，比如杨东在《最后的工厂》中，也描述了工人与机器的复杂关系，以及在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工人与机器的共同命运。这些朴素的政治经济学，工人阶级的诗人们了然于胸。

        权力关系被遮蔽这一重大的缺失，使得观众并不能从本质上理解，工人为什么需要诗歌。工人诗歌从来都不是对于诗意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想象。实际上，诗歌和音乐类似，正是工人阶级能够掌握的少数几种反抗形式之一。诗歌打开想象的新空间，并且以显而易见的“无用性”公然对抗资本主义的功利逻辑。写作和吟诵诗歌，使得工人阶级的诗人们得以一次次暂时脱离工厂的规训和资本的控制，关照并反思自身的状态，从而短暂地恢复主体状态，对抗个体的“异化”——无论是美学意义上的，还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尽管资本的逻辑一次次又把他（她）们重新拉回到流水线上，但诗歌始终提供了反抗的可能，如果“生活是一场战斗”的话。

        如此，一种更好的表现方式也许是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与“疏离”。实际上，冷峻而克制的影像风格有助于抑制观众过度的同情和情绪沉沦，从而给予观影者更多的空间思考人物和诗歌意象背后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体验工人阶级所处的权力场域和社会关系。

        然而，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此片从未从诗学的层面进入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也许并非是主创团队的偏失，而恰是由于资本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介入。从本月最初的试映会开始，资本的烙印已若隐若现。试映会的主角已悄然转向了影片的资方和制片方。于是乎，地产广告代替了影片介绍，名主持和礼仪小姐代替了志愿者，华商会与各类精英取代了工人阶级。实际上，片中记录的五位诗人无一被邀请参加试映。当他们的诗篇由所谓的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来诵读时，我们收获的不是感动，而是震惊：震惊于资本的吸纳能力为何如此强大，连工人诗歌这样异质性的反抗形式也能够被重新包装贩售，瞬间变成温情脉脉的面纱，以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与潜在的劳资斗争。这很可能是工人阶级的二次异化：第一次是与劳动产品的异化，第二次是与自身文化产品的异化。

        当然，资本的介入并不代表资本的主导，而阶级关系的缓和也并不是罕见的历史事件。上世纪之交，美国工人的生产环境与福利待遇大幅度改善，背后正是所谓的“进步资产阶级”在推动。而随后三十年代的新政也建立在进步资产阶级、城市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和南方农民的政治大联盟之上。不过资本的让步从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也并不能假设，投资工人诗歌影像记录的资本，必然是天然良善或热心公益的。工人阶级生存状态与政治地位的改善，从来都依仗工人阶级自身的反思与斗争，从而促使一部分资本精英进入政治妥协或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盟。而这一场旷日斗争完全可以从诗歌开始。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诗篇》可以是一个分水岭。由于资本或隐或显的形塑，或者主创团队的各种认知或现实限制，这个作品的确没有深刻地切入当下工人阶级面临的权力关系。但无数例子说明，作品本身的进一步传播完全可以突破资本最初设定的游戏规则，获得新的意义，捆绑新的话语。资本也许要借工人诗歌的社会关注度来拓展自身的政治代表性，或直接贩售“中国最贵的思想”。然而一旦观众和广大的工人阶级看到了背后隐含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的逻辑必然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