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闻一多、江绍原等人怎么解说端午的起源

【编者按】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今人一提起端午节，总会把它和屈原、龙舟和粽子画上等号。那么，传统的端午节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节日？又产生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呢？值此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澎湃新闻特对近代以来端午节令的相关研究择要爬梳，以飨读者。

        无论就端午节的性质、内容还是主题来说，传统的端午节都与今人观念中的端午节大相径庭，而且它的纪念、娱乐及社会交往的意义也并非“与生俱来”，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不断衍生、附丽上去的。

        民间有关端午节起源和习俗的说法，主要有消灾防疫说、趋吉避凶说、悼念屈原说、清扫卫生说、调理阴阳说及龙的节日说等，而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端午节起源于屈原的传说。近代以来，学术界仅把传说看作是节日风俗的一部分，而且众多学者试图从端午节的发生时间和风俗习惯出发，科学地探讨端午节的真实起源。

赛龙舟简笔画       

江绍原：公共卫生说

        《端午竞渡本意考》（原载于1926年2月10日、11日、20日《晨报副刊》）一文，是著名宗教学家、民俗学家江绍原先生的一篇力作。全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竞渡是吊屈原吗”、“竞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竞渡起于送灾”、“命舟遣灾何故变成竞渡”、“古人为什么选定五月初五为命舟遣灾之日”。在此基础上，江先生提出了“公共卫生说”。

        全文在分析历代竞渡文献（尤以《武陵竞渡略》为主）的基础上，主要探索的是传统的龙舟竞渡究竟要传达什么意象。江先生认为，龙舟竞渡的原始意义并不是为了悼念屈原、伍子胥或勾践等人，而应该是送灾逐疫，只是随着岁月流逝，它发生了一系列嬗变，变得有些面目全非。追悼屈原乃是读书人的误解，龙舟竞渡比楚人纪念屈原、吴人纪念伍子胥、越人纪念勾践都要早，它起源于送灾、镶灾，其本意乃是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

江绍原：端午竞渡的本意（晨报副刊）       

闻一多：祭龙说

        闻一多所著《端午考》（原载1947年8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原载1943年4月3日昆明《生活导报》第32期）两文，主要提出了“祭龙说”，而且在近代端午节令的研究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闻一多

        先生主要从五行、五方、五色的观念以及“五”与“龙”的特殊关系出发，来解说古人为什么会选择五日这天过节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端午节俗。据闻一多考证，端午节民俗出现的时间比屈原早得多，他认为，五月初五应该是“龙的节日”，主要起源于南方吴越民族部落举行图腾祭的日子，赛龙舟则是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至于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闻一多看来，一方面是因为吃粽子和竞渡是端午节最重要的两个活动，并且他们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水里常被蛟龙所窃，竞渡用的也正是龙舟；另一方面还因为竞渡和古代吴越地区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根据西汉刘向《说苑·奉使》中的记载，吴越之地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表明吴越先民很早就把龙作为图腾；再者还因为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这也与“像龙子”的文身习俗遗迹相符。

扬州端午龙舟竞渡

        从图腾主义的研究视角出发，闻一多还认为，龙舟是文身从身体扩张到身体以外的用具，而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他更进一步推测到，端午节可能最初只是长江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东汉以来，随着吴越地域逐渐被开辟，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相交融中，端午作为节日才渐渐传播到了长江上游以及北方各地。

        对古人会选择五日当天过节而形成端午节俗的这一说法，后来学者通过诸般考证，多认为闻一多先生的立论稍显穿凿附会。

闻一多：端午考（文学杂志）       

黄石：夏至说

        现代民俗学重要领军人物之一黄石先生，首倡端午源于“夏至说”，著有《端午礼俗史》一书，是学界公认的研究端午习俗的优秀著作。全书除了梳理端午节的源流外，特别注重个人的观察实践和对文本史料的深入剖析，而且重点分析了端午习俗的各种物象。

        古往今来，“为屈原招魂”是对端午节意义最有力量的解说，而这一解说理论的两大支柱就是角黍和竞渡——角黍为祭屈原，竞渡为招忠魂。因此，作者详细考证、分析了这两大事象背后到底有何意义。通过与秦汉以来采百草、合众药等端午古礼相比较，黄先生找到了很多推倒角黍和竞渡的反证，并最终得出结论，端午节的实际意义就是“逐疫”，集中表现了送瘟镶灾的愿望，也表现了生存的欲望，一切端午礼俗也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

徐扬端阳故事册之裹角黍

        角黍和逐疫原本是分属于两个体系的物事，角黍本来是荐新之祭，逐疫是禳灾之举，待荐新之礼废除后，因为时间巧合，时食也可以通用，角黍也就与端午发生了直接联系，自然而然地流传下来了。龙舟实际上是法船，端午划龙船的第一要义是送瘟禳灾，而且竞渡真正的动机，还是为了达到维护生命的最高目的。瘟疫是五月里对生命最大的威胁，非驱逐不可。正是因为五月是一年中“万物满长，初实有成，阴气萌作，疫病流行”的特殊节气，端午的诸多礼俗从文化脉演变上来说，也都是“顺时气”的具体表现。    

李亦园：季节适应说

        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先生，在20世纪末提出了“季节适应说”。在 《端午与屈原 神话与仪式的结构关系再探》一文中，李先生从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端午节和屈原传说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主要着眼于端午节发生的时间点来研究。

        自古以来，老百姓特别重视冬至和夏至，因为它们代表了季节交替的重要节气，而自然界万物生长也是在这两个日子之后才出现的转折性变化。为了适应这一至关重要的季节转化，人民创造性地把所能运用的一切知识和技术都调动起来，通过对龙、水神的信仰活动来应对洪水频繁的问题，通过中医药的方法来防治蚊虫、疾病侵害人体，也就形成了风俗多样的端午节。

        随着对端午节令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深度的推进，民俗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各个领域的学者渐渐达成了共识，大多认为，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进程中，伴随着时代背景和生态环境的改变，端午风俗在不断地被修饰和附丽改造，文化意蕴也在不断被转注，这也是传统端午节令的主题不断更换的原因所在。

李亦园：《宗教与神话论集》       

王利华：防疫保健说

        生态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教授，从文化风俗与生态环境的历史关系上着眼，重新探索了端午风俗的内在意蕴，提出了“防疫保健说”。在《端午风俗中的人与环境—基于社会生态史的新考察》一文中，他认为，古人之所以在农历五月制造出一个“卫生防疫节”，主要是基于传统社会中把五月等同于“恶月”的说法。不能拿今人的观念把它当作是“迷信”，主要是因为古人感知到了仲夏季节来自于生态环境中的种种威胁，而这些威胁确实是真实存在着的。

        在王教授看来，防疫保健才是端午风俗的主题，透过端午风俗可以清楚地看到，环境既给古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解除威胁的自然条件，季节变化导致环境因素的改变，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种种方式予以应对。更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随着医疗技术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提高，改变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增强了人们应对各种环境威胁的能力和信心。也正是因为这种改变，传统中充满恐怖与畏惧气氛的端午节，越来越增添了诸多喜庆的色彩，乃至于现今完全演变成了一个娱乐休闲的节日。虽然仍旧保留了竞渡、吃粽等古老的习俗，但古人所赋予端午的止恶、驱邪和防疫的意蕴，却逐渐消退到了历史记忆的深处。

        总的来看，端午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民俗文化聚合体，而且它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分异着。因此，对于端午节的起源乃至端午风俗事象源流问题的考辨与审察，仍旧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参考资料：

        1、黄石：《端午礼俗史》，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从书，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3年。

        2、《闻一多全集》(五)，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3、李亦园：《宗教与神话论集》，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

        4、江绍原：《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5、王立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6、王利华：《端午风俗中的人与环境—基于社会生态史的新考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7、高丙中：《端午节的源流和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

        8、宋颖：《端午节研究：传统、国家与文化表述》，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民俗学）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