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到“卢沟桥”：日本军部的“民族切腹”之路

从“九一八”到“卢沟桥”

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54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接到了支那驻屯军的紧急电报。电报称：“因遭到射击，随即进入对敌状态，已开始要求谢罪等交涉工作。”当天早上，日本陆军省向首相近卫文麿报告了此消息。当时近卫文麿内阁刚刚成立一个月。听完内阁书记官风间章的汇报后，近卫文麿的第一反应却是：“该不会是日本陆军的阴谋吧？”近卫之所以会怀疑此事是日本陆军方面的阴谋，自然是因为近六年前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所谓“满洲事变”。事变之初，日本陆军方面一度无视若槻礼次郎内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反而大举动员兵力甚至径自调动驻防朝鲜的日军驰援东北，在短短数月间几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在事变期间，时任陆军大臣南次郎就曾露骨地表示：“军部希望一举解决满蒙问题。万一政府不同意军部此案，那么军部为达此目的，不惜推翻政府。”

        

1931年12月，若槻内阁倒台，接任首相的老牌政客犬养毅曾派遣秘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然而，犬养毅内阁既无法掌控前线动向，也难以贯彻其政策。到头来，日本政府只能继续追认乃至纵容军方在东北的行动。1932年，在日本陆军的一手扶持下，伪“满洲国”正式成立。面对军方立下如此惊人的“战果”，日本政府自然不可能再予以追究，因为“胜利者是不应该被指责的”。事实上，“胜利者”非但没有被指责，更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走马上任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对此情形有过生动的描述：日本在国联等国际外交场合因九一八事变遭遇指责后，百姓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外务省而非军方。在军国主义宣传下，日本百姓成了支持军方冒险的民意后盾。于是，这就形成恶性循环，军队的势力愈加膨胀。在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军方激进派除了对外军事冒险外，也开始采取近乎“恐怖主义”又或是武装政变的方式来刺杀政府高官。

例如，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海军少壮派军人刺杀了包括首相犬养毅在内的多名政府高官。结果在审理此案时，却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民众请愿求情的浪潮，数十万人写信乃至写血书、自斩手指来要求为凶手们减刑。在格鲁看来，“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如西园寺公望）在那里抨击军部，但结果对政府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任何影响。” 

       

日本畸形的军政体系

另一方面，日本军方之所以能够无视政府政策，擅自策划、执行类似九一八事变这样的巨大阴谋，在造成事实后又能迫使政府追认，除了个别军官的独断专行外，更是由于当时日本异常畸形的军政体系。

明治时期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特别规定了天皇的军事统帅大权。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伊藤博文曾这样解释“统帅”的意义：“本条表示统帅兵马之至尊大权，专属帷幄大权。”第12条又规定“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与常备军之数量”。换言之，天皇不仅握有统帅军队的指挥大权，也掌握制定日常军事政策的权限。根据这两条宪法，日本陆海军直属天皇，而独立于内阁政府之外。

        

1900年，陆军大佬山县有朋进一步制定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只有现役军人才能担任陆海军大臣且需军部同意。因此某政党即便通过正常选举获得政权，但只要陆军或海军拒绝提交大臣人选，就无法组阁。此外，如果军方不认可内阁的政策，还可以让军部大臣辞职并拒绝提名新的人选，那么内阁便自行倒台。1913年，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曾一度修订“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预备役或退役军人亦可出任军部大臣，但之后实际上仍是由“现役武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之职。另一方面，军部下达的任何命令均无需总理大臣签署，陆海军大臣同意即可；军事长官还能直接上奏天皇，同样无需通过内阁。“二二六事变”后，日本陆军掌权的“统制派”为预防转入预备役的“皇道派”将领出任军部大臣，再度复活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如此一来，日本的国家政治结构分裂为以内阁为首的政府和以陆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军事机关组成的所谓“军部”。随着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军部的力量愈发膨胀。按美国大使格鲁的话来说，“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亦将如此。” 至“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军部离垄断国家权力仅有一步之遥。这只名为“军部”的“怪兽”早已“暴走”（日语意为“失控”），连当初将其从牢笼中释放出来者也难以控制。

军部挟持内阁，内阁纵容军部

1937年7月8日下午6点42分，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九一八事变”主谋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授意发布了参谋本部第400号临时命令，要求驻扎华北的日军“为避免事态扩大，应避免主动行使武力”。作为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对事态处理握有实际上的决定权。在他看来，日本理应集中力量巩固在伪“满洲国”的势力，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威胁，不应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此外，石原认为中日开战还会影响“东方王道（日本）与西方霸道（美国）间的世界最终战争之准备”。

        

但是，日本陆军大部分将领与参谋则普遍持所谓“对支一击论”，即只要对中国猛然一击，那么整个华北乃至内蒙地区都将顺利地纳入日军的支配之下。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时，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抱怨：“让人头痛的麻烦事还是发生了。”立在一旁的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却冷笑着说：“是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8日晚，陆军大臣杉山元召集“强硬派”军官商议对华派兵事宜。9日早上，武藤章连夜起早完成了《华北时局处理要领》，提出“如果中国军队采取挑战的态度，那么就需向中国驻军增援必要兵力，驱除中国军队”，要求废弃之前石原莞尔发布的第400号临时命令。同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提议向中国增兵三个师团。包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的其他内阁成员均持反对或谨慎态度，增兵提议暂未获通过。

然而，在10日举行的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上，形势急转直下。武藤章面对顶头上司石原莞尔曾不无讥讽地说道：“石原阁下，怎么能说这种反对增兵的话呢？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不就和您当年在柳条湖所为一样吗？”听到武藤章这番话，向来能言善辩的石原莞尔竟无言以对。在军部高层的巨大压力下，“理亏气短”的石原莞尔最终改口同意增兵。 

 

此时，陆军方面已能够自行动员兵力，但为了获得政府在预算方面的支持，杉山元要求在7月11日再度召开内阁会议。对此，近卫文麿除了同意，别无选择。11日清晨8点左右，就在近卫主持内阁会议前，他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

石原开门见山地：“请您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否认陆军方面的动员方案。”或许是出于陆军内部压力被迫同意后感到后悔，石原才会直接找到近卫文麿，希望总理大臣亲自出面阻止派兵。但是，在下午的内阁会议上，近卫同意了杉山元的增兵要求。

近卫文麿非常清楚，即便他的内阁暂时阻挠增兵计划，军部仍可以自行其事，甚至不惜通过陆军大臣辞职的方式来“倒阁”。而年仅45岁的近卫之所以能在1937年6月4日组阁上台，背后同样有赖军方的支持。尽管此前甚至怀疑卢沟桥事变是陆军的阴谋，但在现实政治的阴影下，近卫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道路——纵容军部的暴走，换取政治支持。

        

7月11日，近卫内阁发表的《帝国政府声明》正式表明了向华增兵的态度。

        

参谋本部第403号临时命令已“改正”之前的第400号临时命令并部署具体兵力动员事宜。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进入所谓“战时体制”，遵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先例，设立负责战事指挥的“大本营”自然排上了议事日程。起初，近卫文麿幻想以内阁首相为中心来成立大本营，以便取得处理对华问题的主动权。然而，陆军省却坚持首相及其他内阁成员皆不应纳入大本营。而时任海军省次官的山本五十六干脆反对设立大本营。

11月18日，《大本营条令》正式颁布。近卫文麿希望通过大本营来驾驭军部的设想彻底落空。在之后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对美政策上，内阁已丧失决策权，必须看大本营的眼色行事。吊诡的是，有时为了彰显政府行事的“合法性”，内阁总理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会抢在军方之前，作出更激进、更“军国主义”的决定。在卢沟桥事变期间，近卫文麿犹豫再三最终同意增援派兵，也是基于这种投机心理。但是，结果却是军部在战争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对内政、外交的实际领导权。

走向“实施民族切腹”的不归路

对于日本国内军部独大的畸形状态，抗战初期便有不少人认为这将是日本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在1938年3月初对国军高级将领演讲时就特别指出：“当中国军队退出上海的时候，日本政治家要是有远见卓识，就应该在这时想法结束战事。但日本军权太大，一切偏重军事，政治家恐亦无可如何……”

        

有趣的是，一度利用军政二元体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对此也有所“反省”。在《战争史大观》中，石原认识到“在持久战争的时候，政略的地位将逐渐提升，到最后政略开始领导战争为止”。他甚至以一战期间的德国与英法为例加以比较，“统帅权独立的德国在战略指导上比起协约国都还要来得出色，如果战争照这样进行并且结束的话，或许统帅权的独立会被认为是最好的方式，可是陷入持久战后统帅权与政治的关系就一直处于非圆满的状态。”

在谈及明治以来的日本军政关系时，石原莞尔却不愿承认它就是“统帅权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政二元体制，因为日本军事统帅大权是由天皇直接掌握的。一旦出现政府决策与军事统帅之间的矛盾，必须仰赖所谓“天皇圣断”。在石原莞尔的理论体系中，天皇似乎成了能够化解矛盾的“最高仲裁者”，以至于他进一步吹嘘这是日本国体“灵妙的力量”。

然而，手掌统帅权的昭和天皇却几乎从未真正制止过军部愈演愈烈的“暴走”与军事冒险。九一八事变期间，军部在没有天皇命令的情况下，自行调动部队增援关东军。事后，面对侵占中国东北的既成事实，天皇却毫不介意统帅权被贸然侵犯的事实，反而乐见伪“满洲国”的成立。卢沟桥事变后，天皇起初同样深信军部的“对支一击论”，直到陷入战争泥潭后，才在私下里讲过后悔的话。

1940年10月12日，昭和天皇的侍从小仓库次在日记中记下裕仁的话：“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接着又批评陆军判断有误，以至于连他都产生误判。不久，1941年1月9日，小仓库次记下了裕仁的另一段话：“日本轻视了支那，应该尽快停止战争，奋发十年增强国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目睹战局逐步恶化，裕仁还以后见之明来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 “我不想发动支那事变，因为苏维埃令人畏惧……支那不会那么容易被击败，不会像九一八那样。”但正如日本历史学家纐纈厚所言：“卷入中日战争的日本，已经身陷战争这一巨大洪流而一筹莫展。”只要战端一开，包括天皇在内，谁也没有能力阻止这一洪流，而日本扭曲的军政格局又会加剧军国主义化、法西斯主义化。高呼“天皇万岁”的日本军人，便如此将自己的国家引向了一条“实施民族切腹”（格鲁语）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