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齐克：政府极少干预的国家，才是一个最公正的政治组织

        《苏格拉底的困惑》是当代著名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了他之前出版的不同性质的论文，甚至有哲学小说，可说是相当奇特的一本著作。本文不拟在此详细介绍此书内容，而是尝试为诺齐克的哲学人生绘一速写，以让读者对他的思想发展有个较为整体的认识。

        诺齐克生于1938年11月16日，父亲是俄罗斯犹太移民，在纽约布鲁克林区（Brooklyn）经营小生意。诺齐克在当地的公立学校就读，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这段时期，他的思想十分“左倾”，曾经加入社会主义党的青年组织，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工业民主学生联盟”的分会，一个在1968年学生运动时颇为激进的组织。但当他到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时，由于受到哈耶克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著作的影响，思想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由支持社会主义转为完全拥护资本主义。在1975年的一次访问中，他承认最初的确很难接受支持资本主义的论证，“但愈加深入探讨，它们显得愈有说服力。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好，这些论证都是对的……’然后去到某一阶段，我的思想和内心终于变得完全一致”。

        诺齐克的哲学启蒙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曾自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手拿这本书在布鲁克林区的大街闲逛，渴望得到大人的注意。他虽然只读了一部分，而且也不大懂，“但却被其深深吸引，并知道内容十分美妙”（The Examined Life, p.303）。 但真正令他投入哲学思考，并决定以此为终身事业的，却是哥伦比亚的哲学教授摩根贝沙（Sidney Morgenbesser）。事缘在一门有关二十世纪社会政治思想的课上，诺齐克提出任何想法，摩根贝沙都可以提出质疑，指出他的观点要么忽视了某些重要分别，要么忽略了其他反对的可能性。诺齐克愈受挑战，愈希望将问题弄清楚，结果他上齐了所有摩根贝沙开的课。后来他戏称，他是“主修摩根贝沙”（major in Morgenbesser）。

        1959年毕业后，诺齐克旋即转往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师从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亨普尔（Carl Hempel），1963年以《个人选择的规范理论》（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为论文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他主要探讨理性选择的规范条件以及博弈论中的一些问题。诺齐克接受的完全是正统的分析哲学训练，最早关心的是科学哲学中有关科学解释（explanation）的问题。毕业后，他获奖学金往英国牛津留学一年，并先后在普林斯顿、哈佛及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任教，最后于1969年回到哈佛，以三十之龄，担任哲学系正教授（在这点上，诺齐克和罗尔斯的经历甚为相似。罗尔斯也是在普林斯顿毕业，然后往牛津留学一年［1952］。但诺齐克并没有提及过牛津生活对他的思想有何影响）。而在罗尔斯的鼓励下，他和内格尔（Thomas Nagel）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伦理及法律哲学学会，每月定期进行学术讨论，出席者包括德沃金（Ronald Dworkin）、沃尔泽（Michael Walzer）、汤姆森（Judith Thomson）等当代著名哲学家（英文全名是“The Society for Eth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简称SELF。这个学会的讨论孕育催生了不少重要的道德及政治哲学著作。）年轻的诺齐克在同侪之间，最有名的是他那摧枯拉朽般的分析能力。早在普林斯顿时，他已成为很多访问教授的严峻考验，因为他总能在别人看似密不透风的论证中找到漏洞，锲而不舍地将对方的观点拆解到分崩离析为止。这种不畏权威、追求原创性、认真对待各种可能性及反例的态度，是诺齐克一生研究及教学的最大特点。他不仅待人以严，对于自己著作中论证不足及悬而未解之处，也会在行文中公开承认，并邀请读者继续思考下去。

        1971年是当代政治哲学史重要的一年。该年罗尔斯酝酿了近二十年的《正义论》正式出版，并由此激发了诺齐克写《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念头，前后只用了一年时间。诺齐克后来回忆，这多少是一场意外。该年他正休假在斯坦福大学的高等研究中心做研究，打算写一本有关自由意志的书。他之前早已读过《正义论》的初稿，也和罗尔斯进行过深入讨论，自己对放任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亦有一些构想，但政治哲学始终不是他主要的学术兴趣所在。谁知几个月下来，有关自由意志的思考毫无进展。而读完罗尔斯大幅修订后的新书，马上令他改变方向，展开对罗尔斯的批判及建立自己的正义理论。

        诺齐克有关社会正义的论证有几个步骤。第一，他首先指出，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一些基本权利，最根本的是自我拥有权（right of self-ownership）以及免于外人干涉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一种诺齐克所称的道德的“边际约束”（side constraint），禁止任何人用整体利益或其他价值之名，侵犯一个人的权利。权利的至上性构成诺齐克整个理论的基础。但拥有自我，却不表示人自动有权拥有外在世界中本来不属于任何人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地。因为资源有限，而每个人总想占有更多的财产。诺齐克于是提出一个有关土地及资源占取的正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acquisition）。他认为，只要人们满足一个洛克式的附带条件（Lockean proviso），也即在占取时没有令其他人的情况变得更坏，例如留给其他人足够多和同样好的资源，这种占取便是公正的。这是第二个步骤。

        紧接着的问题是：一个人如何有权拥有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呢？这是有关转让的正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transfer）的问题。诺齐克的答案很简单：如果最初的占有是正义的，那么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物品的任何转让同样合乎正义。“从一个正义的状态中以正义的步骤产生出的任何东西，它本身便是正义的。”这是第三个步骤。诺齐克指出，除了重复应用这两条原则，没有人有资格可以正当地持有任何物品。但当有人违反这两条原则时，我们则需要一条对不正义占有或转让的修正原则（a 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 of injustice）加以补救。这是最后一个步骤。诺齐克声称，这三条原则已经穷尽了分配正义中的所有问题。

        这意味着什么呢？社会正义关心的是在一个政治社群中，谁应该得到什么的问题。诺齐克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证，每个人的财产持有（property holdings），都符合最初占有和转让的正义原则，那么整个社会便是公正的。如果政府根据某些模式化（pattern）或非历史性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原则或需要原则，透过征税将我的财产强行转移给别人，那便严重侵犯了我的权利，剥夺了我的自由。私有产权应得到绝对保障，因为它构成了人身权不可分的一部分。道理很简单，如果我有权完全拥有自己，当然包括可以自由支配正当得来的财产，并通过我的聪明才智赚取更多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不违反上述两条原则，那么最后出现的财富不均，也是无可置疑的。

        基于上述论证，诺齐克因此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那有名的“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是不合理的，因为它要求只有在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的情况下，经济分配上的不平等才能被允许。但这样一来，便形同强迫那些在社会竞争中占优势的人必须去补贴那些失败者。诺齐克认为这毫无道理。在考虑分配正义时，我们不能只考虑利益受领的一方，还必须考虑施与一方应有的权利。而差异原则背后的真正理据，正预设了人们的天赋才能并非一己应得，而是社会的共同财产（common asset），而这却恰恰违反了“自我拥有”这个基本人权。诺齐克称他的理论为“应得权理论”（entitlement theory），即一个人所应得的，必然从一开始便严格限制他人可以向其索取的界限。所以，政府的唯一职责是保护人们的人身自由及私有财产权，并确保市场能够顺利运作，而任何财富再分配都是不公正的——无论以怎样的名义。

        换言之，诺齐克希望为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建立稳固的道德基础。他认为，只有一个政府极少干预的、功能上最弱的国家（minimal state），才是一个最公正及值得追求的政治组织。这样的国家，其功能及权力只限于防止暴力、盗窃、欺诈以及确保契约的执行。除此之外，政府应绝对尊重人们的选择自由及私有产权，不应因平等或福利等其他价值，进行任何的财富再分配。资本主义值得拥护，不是因为其有效率，不是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更不是因为它只是一小撮富人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最能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所能渴求的最好的乌托邦。

        此书出版后，诺齐克很快就被公认为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的主要代表，复活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在学理上对左翼自由主义（liberalism）、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及马克思主义等提出了有力挑战。而在现实政治及公众层面，则为八十年代兴起的里根及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或新右派）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正如英国《电讯报》所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历经从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约翰逊及卡特的国家福利主义世代后，诺齐克较任何人更能体现了新放任自由主义的精神，并将其领进里根及布什的年代。”

        如果说罗尔斯的《正义论》得到学术界一致推崇，是因为它对国家及正义的理解，符合了很多人本身已有的道德直觉及对政府角色的理解，那么《无政府》的成功，却更多是因为它极具挑衅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主义在欧美盛行，主流观点认为要建立一个正义社会，政府便须通过累进税及其他措施进行广泛的财富再分配，缓和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诺齐克却以其犀利严密的论证、活泼生动的文风和令人拍案叫绝的例子，尖锐地指出，任何超出古典自由主义“守夜人”（night watchman）角色的国家，都是不正义的。这在理性或情感上，均大大挑战了很多人的道德信念。当代著名伦理学家辛格（Peter Singer）便曾指出，《无政府》的出版是当代政治哲学一件大事，因为在认真回应诺齐克之前，任何哲学家都不可再视“社会正义要求财富再分配”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命题。这是持平之论。很少人会完全接受诺齐克对国家的理解，但读完《无政府》，却不得不重新认真思考国家的性质，以及一个正义社会的道德基础何在。所以，在七十年代的哲学界，罗尔斯和诺齐克分别提供了两种值得重视的自由主义版本：一左一右。规范政治哲学在历经半世纪的沉寂之后，重新在英美哲学界蓬勃起来。

        《无政府》的成功，令诺齐克这位寂寂无名的年轻学院哲学家，突然间成为学术界和公众的焦点。1975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更将其评为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一。此书亦成为英美各大学教授当代政治哲学的标准教材，并被译为十多种外国文字（中译本见：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大名初享，诺齐克似乎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他可以在学院继续完善捍卫自己的理论，回应别人的批评，培养自己的弟子，自成一个学派。第二，他可以介入现实政治，积极鼓吹他的学说，成为日益兴起的新右派运动的精神领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诺齐克选了第三条路。对于同行排山倒海的批评，无论毁誉，他一篇文章也没有回应过。他也选择了远离现实政治，无意成为新右派的理论舵手。他好像在学院中掷了一枚重型炸弹，然后抽身而退，任由别人在其中继续张罗摸索攻击。而他，却转往全新的哲学领域。

        这和罗尔斯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罗尔斯博闻强记，对古今哲学很多方面均有所见，但他一生却只留在政治哲学这块园地耕耘，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建构一套正义理论，为现代多元的民主社会找到坚实的道德基础。一如一个伟大的雕塑家，他极有耐性，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每篇文章每个论点均反复思量、精心细琢、力求前后呼应，无懈可击。他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准备《正义论》，其后又再用了二十二年来写他的第二本书《政治自由主义》。诺齐克并不欣赏这种做哲学的方式。正如他说：“无论如何，我相信，即使一本不那么完善的著作，内里包含未完整的表达、猜度、悬而未决的疑问和问题、各种线索、附带的联系及论证的主线等，也应有其位置和作用。对有关主题并非定论的想法，也应有其一席之地。”这不是诺齐克的谦逊之话，而是他哲学书写的基本态度。他不相信哲学问题有什么绝对的定论，也很反对将各种相冲突的事物强行纳入人为的大系统之中，因为这样总会顾此失彼，扭曲事实。因此，他的作品总是试探性及开放性的，对于他自己疑惑犹豫及不肯定的地方，也会让读者知道，并希望读者继续探索下去。

        但诺齐克为何从此离开政治哲学呢？据他后来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不想用一种防御性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批评，但这往往极难避免。因为一个人愈受到别人的攻击，便愈想捍卫自己原有的立场，因此愈难看到自己的错处。更重要的是，他天性喜欢不断探索新的哲学问题，而不想毕生耗在写“无政府、国家及乌托邦的儿子”以及“儿子的什么的回归”之类。

        诺齐克这种治学态度，在哲学家中极为少见，他甚至也从来不回应别人对他其他著作的批评。他似乎有无穷的好奇心，探究完一个问题，便迫不及待转到另一个。这个特点在他的教学上也表露无遗。他在哈佛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在他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除了仅有的一次，从来不会重复教同一门课程。例如在七十年代，他曾醉心印度哲学，并开了不少有关的课，也经常和政治、心理、历史、经济、神学及法律系的不同教授合作开课。他曾和人打趣说，如果要知道他下一步想写什么，最好去看看哈佛的课程目录。他最后的课，是有关俄国革命的，试图以此探讨历史的因果问题。他在去世前曾计划开一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哲学思想的课，可惜天不如人愿。

        诺齐克的第二本书，是1981年出版的《哲学解释》（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这是一本大部头的书，厚达七百多页，分为形而上学、知识论及价值三大部分，讨论一系列康德式的问题，例如事物存有如何可能、知识及自由意志如何可能、客观的道德真理及人生意义如何可能等。其中他对哲学怀疑论的批判及对知识的基础的看法，引起最多的注意。值得留意的是，在这本书中，他从事哲学的方式有了一个明显转变。他不再接受以严格演绎进行论证的分析哲学方法，因为这种从一些基本原则演绎出整个系统的进路，就如一个摇摇欲坠的高塔，只要底部不稳，便会整个倒塌。他转而提出一个“帕特农神殿模式”（Parthenon Model）。顾名思义，“首先，我们将各自分离的哲学洞见，逐柱逐柱地竖起来。然后，我们再在一个以普遍原则或主题的大屋顶之下，将它们联结统一起来”。这样的好处是，即使神殿某部分被破坏，其他部分依然可以屹立不倒。他继而指出，传统塔状论证结构的目的是证明（proof），总希望以论辩的，非此即彼以及一拳击倒的方式强迫别人接受最后的结论。而他则倡议一种以解释及理解为主的哲学多元主义(philosophical pluralism），一方面在哲学解释中尝试肯定各种不兼容的观点，同时又可根据某些共同的标准将其排序。诺齐克似乎认为，在很多哲学问题上，并不是只有一种解释，各种理论不一定互相排斥，而可能各有洞见，从不同角度对真理的探寻做出贡献。

        诺齐克的第三本书《反省的人生》（The Examined Life）在1989年出版。诺齐克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努力探求什么是构成我们人生最有价值及最有意义的东西。讨论题材包括死亡、父母与子女之爱、性，以至邪恶及二战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等。在分析哲学传统里，极少哲学家会尝试触及这些问题。诺齐克却能以诚恳睿智而不说教的方式，从现象出发，逐步带领读者进行深入反思。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诺齐克首次在这里承认《无政府》的论证有严重不足，并不再坚持早年放任自由主义的立场。例如他认为政府应该抽取遗产税，因为代代累积的遗产所造成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他同时承认放任自由主义对政府的理解过于狭隘，因为它未能充分考虑民主社会中公民的互相合作及团结的重要性。诺齐克这番率直的表白，一定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也需要极大勇气。他如此剖白：“我早年写了一本政治哲学著作，标示出一种特定的观点，一种于我现在看来是严重不足的想法（我稍后会对此再作解释）。我特别意识到，要渐渐淡忘或逃避一段智性的过去（intellectual past）的困难。其他人在对谈中，常常希望我继续维持那个年轻人的‘放任自由主义’的立场——虽然他们自己拒斥它，也可能宁愿从来没有人曾经主张过它。”

        诺齐克的下一本书《理性的性质》（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则在1993年出版，此书主要探讨人类理性选择及信仰的性质。诺齐克基本上持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综合理性决定论（decision theory）、生物学、心理学及心灵哲学等各学科知识，主张人类这种独特的能力为人类社会长期进化的结果。这本书得到哲学界普遍的肯定和重视。

        1994年诺齐克被诊断出身患胃癌，医生甚至估计他最多只有半年寿命。但诺齐克对生命始终保持乐观幽默的态度，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继续著书教学，对生命没有任何抱怨。正如他说：“我五十五岁的寿命，已较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人长命了。……在我余生中，我没有任何强烈渴求去改变我的生活。我没有心怀跑去大溪地的秘密欲望，或想变成一个剧院歌星，又或想成为一个赛车手或院长。我只想一如以往地，爱护我的妻子和孩子，和他们玩乐，并且做我平日一样做的事情：思考、教学和写作。”

        1997年诺齐克出版了《苏格拉底的困惑》（Socratic Puzzles）。这是一本以前出版过的文章及书评的文集，里面有一些颇有意思的文章，例如《谁会选择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等，最后部分甚至有数篇他称为“哲学小说”的短篇。在西方哲学史上那么多哲学家中，诺齐克最佩服的就是苏格拉底。而与书名同名的《苏格拉底的困惑》一文，很可能是他写过的唯一一篇哲学史文章。

        同年春天诺齐克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发表连续六讲的“洛克讲座”（John Locke Lectures）。该年在美国本土，诺齐克更破天荒地与罗尔斯、德沃金、汤姆森、斯坎伦（T.M.Scanlon）及内格尔等六位道德哲学家，共同上书最高法院，要求法院保障宪法赋予人民个人自决的基本权利，容许医生协助绝症病人安乐死合法化。在这宗充满争议及引起全国关注的诉讼中，这支桑德尔（Michael Sandel）笔下的自由主义“梦幻之队”，能够放下彼此的哲学分歧，联手直接参与公共讨论，在美国司法史上极为少见。而罗尔斯和诺齐克这两位一左一右的自由主义巨擘，能够在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上达成共识，共同发表宣言，更成一时美谈。而细读该文，我们将发现，他们皆深信自由民主社会最根本的价值，系于个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例如在宣言的结语，他们便声称：“每个个人都有权利，做出‘那些关乎个体尊严及自主的最切身及个人的选择’。这种权利包括行使某些对一个人的死亡方式及时间的支配的权利。”

        到了1998年，诺齐克被哈佛大学委任为“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这是哈佛的最高荣誉，当时全校只有十七人享此殊荣。2001年10月诺齐克出版了他最后的一本书《不变性：客观世界的基本结构》。这是一本深具野心之作，诺齐克意图另辟蹊径，对哲学中争议不休却无定论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自己一套解释。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真理？真理和客观性的关系如何？如何回应相对主义的挑战？意识（consciousness）和伦理的功能是什么？诺齐克运用了生物、物理、博弈论等各方面的知识，试图从宇宙进化论的角度，解释科学及伦理世界的客观性。

        我这里只集中介绍一下他在伦理学上的新观点。诺齐克认为，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伦理规范的起源和基本功能是使人们互利的合作得以顺利进行。道德的根本作用是协调（coordination）。而道德之所以具普遍性，乃因为人们透过协调合作，从而共同得益的可能性是普遍存在的。但道德的具体内容，则要视乎个别社会互利合作的机会及条件而定。尽管如此，诺齐克还是提出了一条普遍性的伦理学核心原则：“它使得基于互利的最广泛的自愿合作成为强制性的；而且只有此是强制性的（mandatory）。”这条原则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它鼓励任何促进人们自愿合作的次原则，另一方面它禁止任何非自愿性的合作。例如如果某一方参与合作的所得，反低于合作之前的所得，任何人便不可以强迫他们进行合作。诺齐克继而指出，这条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尊重的伦理（the ethics of respect），它要求人们尊重别人的生命及自主性，禁止谋杀及奴役他人，不得干预一个人的自由选择等。

        诺齐克强调这是最低度最基本的合作原则。他完全肯定在人类的伦理生活中，还有其他更高的道德追求，例如对个人内在价值的肯定，对他人无私的关怀与爱，以至成圣成贤等。但他强调，在这些高层次的价值问题上，政府必须保持中立，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去到这里，诺齐克告诉我们，充分实践这种尊重伦理的，正是《无政府》中所论证的功能上最小的国家（minimal state）。只有市场，才能最有效地协调我们的合作；只有守夜人式的政府，才可以既保障我们互惠的合作，又不干预我们的个人自主。时隔二十七年，在他最后一本书的最后部分，诺齐克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要为他第一本书的政治理想进行最后的辩护。

        以上乃我对诺齐克的哲学人生的一些基本介绍。读者或会问，我们到底该如何总结诺齐克的一生？大多数的悼念文章，皆称其为当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有趣的是，诺齐克本人却十分抗拒这样的称号。事实上，我们见到他一生在知识论、形而上学、理性的性质、道德哲学以至人生哲学等方面皆有建树。一如前说，诺齐克一生最欣赏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在他心目中，只有苏格拉底才称得上独一无二（the philosopher）。他后期的两本书《反省的人生》及《苏格拉底的困惑》更公开向这位希腊哲人致敬。诺齐克欣赏苏格拉底，最主要是他那种将哲学完全融进生命的独特情调。如他所说：

        苏格拉底展现了更丰富的一面：即那种不懈的探索所塑造的人格。苏格拉底教导我们的，不纯然是探索真理的方法，更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方法（及引导他的那些信条）。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活在他的探索中，活在他与别人的探索交往中。我们看到，探索的方式如何塑造了苏格拉底，渗透进他的生，他的死。苏格拉底是以身传教的，一如佛陀与耶稣。在哲学家中，只有苏格拉底如此实践哲学。

        诺齐克对此衷心折服，并特别称此为一种“体现的方法”（method of embodiment）。我觉得，诺齐克一生治学，正正深受这种精神影响。他对知识纯真的追求及对学术的真诚，他对生命的认真反省及面对死亡的乐观坦然，均体现了他自己所说的，哲学活动不应仅仅是外在的思辨论证，而应和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诺齐克常常说，他的哲学思考是一种探索（exploration），而不是一种证明。探索总是向外敞开，充满各种可能性及冒险的乐趣。正如篇首的引文所说的一样，诺齐克的一生，是苏格拉底式的探索的一生。

        （新版《苏格拉底的困惑》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