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马里战争的八年之殇：从闪电战到“西西弗斯困境”

“若无法打造良性循环，缺少强健的国家治理，这场反‘圣战主义’者的战争，恐将变成‘西西弗斯式’的战争。”2013年，法国学者、前海军上校米歇尔·高亚（Michel Goya）在法国《外交政策》学术期刊，如此分析马里战事。他未曾想到，八年之后，竟一语成谶。

2021年6月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结束非洲萨赫勒（Sahel）地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苏丹草原以北的半沙漠地段）“新月形沙丘行动”（Barkhane）。原因正是：“法国外部军事部署，难以代替所在国政局稳定和主权选择。”在这两周前，马里新晋军事“强人”阿西米·戈伊塔（Assimi Goita）再次发动政变——九个月内，政变两次，遭法国强烈谴责。两国外交陷入僵局，也不全是坏事。马克龙希望撤军，早有端倪，现在及时抽身，格外顺理成章。

八年前，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刚上任，受马里政府之托，发动“薮猫行动”(Serval)，迅速制止“圣战”组织扩张，成功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胜利容易让人冲昏头脑，这道理放在生死战场，同样成立。乘“薮猫行动”胜局东风，2014年8月，“新月形沙丘行动”问世：法国联合马里、布基纳法索、乍得、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利亚，成立萨赫勒五国集团，欲摘除“恐怖主义毒瘤”。1962年以来，法国共发动32次对外军事行动，为数不多成功的几次均有几个共性，即制定明确实际的目标，投入足够人力物力，并能够接受既定风险存在这一事实。“新月形沙丘行动”目标过于宏大决绝，诞生之初，便缺乏“成功潜质”。

2013年1月21日，“薮猫行动”（Serval）的法国士兵进入马里城市加奥（Gao） 。图片来源：法国国防部官网

五千法军装备精良，一片雄心壮志，可外来人初来乍到，时间是最大的敌人。法军在明处，打持久战，纵有先进武器，终难抵熟门熟路、擅游击且身在暗处的“敌人”。战役有胜负，战争则难分输赢。八年拉锯战，法国逾五十名士兵战死沙场，数千非洲平民丧命，“圣战”分子卷土重来，萨赫勒地区沦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出兵容易撤兵难，马里之于法国，犹如阿富汗之于美国，西方大国深陷战争泥潭、进退维艰，这不是头一回，或许也不是最后一次。

“民族之光”还是无谓牺牲？八年马里战争，起止点同法国两届十年总统任期首尾相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度量法国民意和内政。马克龙坦言，“新月形沙丘行动”不再适应战场现实。似八年“南柯梦”醒，与其说马里战场现实改变，不如说法国挑战现实的条件和野心早不复以往。

历史之困：“第二次利比亚战争”

马里战争走向尾声，伴随着诸多踌躇、追问和不甘。相比之下，故事的开端则要痛快许多。

时钟拨回2013年1月11日中午12点30分。法国总统奥朗德接到马里临时总统特拉奥雷（Dioncounda Traoré）求救，紧急召开国防会议。几小时后，马里战场前线，响起法军利炮轰鸣。

马里为法国前殖民地，1960年独立建国，至今共发生五次军事政变，数任总统在“反叛者”和“受害者”、“强人”和“弱者”两类对立身份之间来回游移。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下，政局飘摇不定，选举制虚有其表，国家治理堪忧。2012年内忧外患达到顶峰：马里军方3月发动政变；“圣战分子”占据北部，觊觎南方政权中心。

“薮猫行动”共计4000名军人和200辆作战装备——坦克、瞪羚直升机和虎式武装直升飞机，规模之大，创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以来之最。战术层面，法国反“阿富汗战争”之道而行之：不在同一地点住宿多日、不在营地长期停留、不断行动从不停歇……“先出发，再听令”是法国远征军制胜法宝。三周之内，法军火速抵达北部，横扫不少敌军据点。

马里政府军队曾节节溃败，此次依托法军“薮猫行动”，终于旗开得胜，南北势力划线向北推进，首都巴马科（Bamako）解除威胁之忧。法军目标明确——解放马里、定位绑架犯和受害者、限制恐怖组织危害，并向联合国及欧盟转交责任，但不涉及具体政治构建或经济发展。2014年7月，“薮猫行动”胜利结束，为法国添彩，但对马里未来国家建设，或无太多实质意义。

奥朗德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曾承诺从阿富汗撤军，当选之后，则主导马里军事干预计划。一进一退看似矛盾，但这背后，少不了政治算计和考量。对外战争是手段，也是目的，进退都要恰到好处，才能事半功倍。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12年颁布2085号决议，曾授权国际军事介入，以保证马里法律秩序和领土完整。法国发动马里战争合乎法理和国际惯例，具有“正义”和“合法”性，获得国内外舆论认可。

于内，奥朗德行事作风不够鲜明，曾被贴上“软弱”的标签，急需通过战争，确立威信，并借此转移公众对“同性婚姻法”和“财政缩减计划”等棘手议题的注意力；于外，2011年法国曾先发制人，发动利比亚战争，结束卡扎菲“政治强人”时代，但间接导致“基地”组织扩张，邻国马里遭殃，局势每况愈下，若不幸沦陷，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加重欧洲难民危机。

马里地理位置特殊，位于萨赫拉走廊，北接马格里布阿拉伯世界，南通黑非洲，是尼日利亚铀矿和几内亚比绍毒品，运往欧洲的必经之路。北部地区“圣战”组织活跃，数名法国公民被捕，沦为人质。法国身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地区安全，自认有责任出兵。换句话说，不是法国选择战争，而是战争选择法国。

法国陆军将领文森特·德斯波尔特（Vincent Desportes）曾说：“马里战争是利比亚军事干预的直接后果，堪称第二次利比亚战争。”2016年，他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称“薮猫行动”蓄势已久，法军为此准备三年，付诸行动只是时间问题。

2016年3月17日，  “新月形沙丘行动”（Barkhane）的法国士兵和马里士兵执行公务。

“向马里派遣4000人大兵，比修正同性婚姻法案可要简单许多。多亏法国宪法，我们单打独斗干大事，比召集多数党小修小补，来得容易。”法国记者伊莎贝尔·拉萨尔（Isabelle Lasserre）和蒂耶里·奥贝尔勒（Thierry Oberlé）曾出版《我们在马里的秘密战争》合著，书里引用总统亲信，发出如此感慨。

诉诸武力远比社会变革省时省力？对于法国或马里，这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可战争毕竟不是方法论，无法授人以渔。

颜面之困：从“解放者”到“入侵者”

2013年1月28日，马里中部古城通布图（Tombouctou）突然热闹起来。小伙子们开着摩托狂奔，肆无忌惮拉响鸣笛，诉说心中狂喜，姑娘们摘下头巾，露出化了妆的面颊，在太阳底下，开怀大笑，大街上人来人往，孩子们挥舞着红白蓝法国国旗，迎接法国和马里军人。久违的小确幸，令人心神荡漾。

 2013年1月28日，马里中部古城通布图（Tombouctou）被极端势力统治九个月后，终获解放。

通布图被极端势力统治九个月后，终获解放。

法国电视二台记者弗兰克·热诺作（Franck Genauzeau）随法国驻军，见证通布图解放。他在街头巷尾采访，有人“感谢法国军事干预”，有人“为法国骄傲”。城市入口，“教法执行大门”的匾牌迎风矗立，不远处有座法国道达尔加油站，几经荒废后，即将投入使用。一个新的时代，仿佛正在开启。

法国军人以“解放者”和“救世主”的姿态，强势闯入马里民众的视野。仿佛一个故事，若开头即为高潮，后续发展注定叵测，甚至出现反转。

这个转折点便发生在法国军事介入五六年后：马里各大城市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反法游行。2020年1月13日，马克龙召集萨赫勒五国集团齐聚南法波城，探讨“新月形沙丘行动”。会议开始前夕，无独有偶，千余名马里民众，聚集在首都巴马科独立广场。他们高呼“打倒法国”，希望“新月形沙丘行动”结束，甚至有人点燃法国国旗，宣泄愤怒。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2020年1月11日，马里首都爆发反法游行。

法国《世界报》曾采访到一名马里技工，其心路历程在社会大众里颇具代表性。这位反法抗议常客，拒绝在道达尔加油站加油，感慨说：“法国是世界第五大强国，拥有一流的作战装备，但不敌开摩托的强盗，实在令人费解。”

“新月形沙丘行动”目前共计5100名士兵、7架战斗机、20架直升机、3架军事无人机、500辆装甲车、400辆后勤车辆、3大基地和8个偏远地区营地。法国每年投入10亿欧元，未来几年，将分批撤退。综合来看，马里战争八年，战绩不容乐观：萨赫勒地区安保每况愈下，平民百姓依旧是最大受害者。

2016年，“基地”组织和“ISIS”在萨赫拉地区的附属分支，将势力范围延至马里邻国，导致布基纳法索乡村和尼日利亚西部地区深受其害；2017年，两名马里人——盖里（ Iyad Ag Ghali）和库法（Amadou Koufa），成为“圣战主义”灵魂人物，对马里民众影响甚广；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持续增加，美国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ACLED）统计称，2013年至今，共计8000平民丧生，2020年死亡人数2145人，创历年之最……

2021年3月，联合国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年初马里中部村庄布提（Bounti）举办婚礼宴会，遭法军反恐袭击，导致22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平民。法方否认联合国说辞，引述情报机构信息，称集会类型并非婚宴，而是“圣战”分子集会。联合国要求法国和马里展开独立调查，确立各自责任，并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

调查尚未有定论，但法军主导马里战争，国际社会如何监督和问责，逐渐成为一个显性话题。战场上刀枪无眼，但法军枪炮导致多少平民死伤，在军队高层仍是禁忌。目前，法国国防部仅承认，2013年军事行动曾导致7名平民丧生。

德国《明镜周刊》获得法军内部报告，揭露2020年5月在马里中部村庄，法军将一开摩托的平民，误认成恐怖分子，并将其击毙。法军私下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但未对涉事军人进行问责。《明镜周刊》认为，法军隐瞒不少关键信息，反恐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或不止7人。

相比国际社会问责，法国在马里民众的形象问题更为棘手。马里社会停滞不前，民族主义抬头，将愤懑转嫁到法国身上，导致阴谋论一度盛行。马里著名歌星萨利夫·盖义达（Salif Keita）便曾发布视频，称法国发动反恐战争，但故意失败，实则同“圣战”分子合谋，扰乱马里并趁机掠夺当地资源。

成也法国，败也法国。八年战争后，法国正见证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在原殖民地马里唤醒反殖民主义梦魇。

话术之困：“宗教极端主义”亦或“恐怖主义”？

2013年1月8日和9日，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碰头，探讨马里遭遇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袭击”（offensive islamiste）。两日后，官方文件中，语言词汇则发生微妙的变化：“恐怖主义”代替“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内阁成员的公关话术。

法国政府扬言“将恐怖主义斩草除根”，同12年前，美国911恐袭事件后，布什政府宣扬的“反恐战争”口号，不谋而合。

在马里战争中，法国官方将敌人定性为“恐怖主义”，避免使用宗教字眼，意在巩固出兵合理性，赢得民众支持，并照顾国内少数族裔群体情感，减少语言层面的伤害。国防部后做出解释：“马里干预行动针对以‘圣战’为意识形态，且以恐怖主义为作战方针的组织。”

如今，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各国面临的挑战，在日常用语中，“宗教极端主义”（islamisme）、“圣战主义”（djihadisme）亦或“恐怖主义”（terrorisme）易发生混淆。法国权威学者做出的解读，或可作为借鉴：

“宗教极端主义”（islamisme）：武装人员将伊斯兰教打造成社会运营和政治治理模式这一现象（法国伊斯兰教学者吉勒·凯佩尔Gilles Kepel）；

“圣战主义”：“圣战”属宗教词汇，本是褒义词，更多事关个人修为和精神追求，但上世纪80年代苏联-阿富汗战争过后，“圣战”被赋予更多政治和社会意义，如今代指以伊斯兰为名发动的武力行动（法国伊斯兰教学者吉勒·凯佩尔Gilles Kepel）；

“恐怖主义”：通过威胁或恐吓扰乱公共秩序的个人或集体行为，并非特指同“现代圣战主义”相关的大规模、持久且出人意料的行动（法国反恐法官马克·特雷维迪克Marc Trévidic）。

在话术选择上，法国政府有意含混不清，曾引媒体质疑。军事记者让-多米尼克·迈尔彻（Jean-Dominique Merchet）便认为，“恐怖主义”作为作战模式，值得关注，但更需探索这背后深层的意识形态和主旨，才能治标治本。“因为敌人是基于对宗教的某种认识，而非以‘恐怖主义’为名，进行作战”，他说。

法国在马里战场的“敌人”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组织构成，它们各有所属，分管不同区域，但又盘根交错。

法国学者梅拉尼·杜佩（Mélanie Dubuy）2013年曾撰写文章《马里恐怖主义威胁的特征及国际影响》，对马里局势进行梳理。她指出，马里北部共有四大军事武装组织，分别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MI、西非团结与圣战组织MUJAO、 伊斯兰支持者Ansar Dine和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NLA。前三者属极端宗教组织，致力建立伊斯兰国家，实施伊斯兰教法，而后者则由起义军图阿瑞格人（Touareg）构成，属世俗派分裂势力，致力争取马里北部独立。

三个极端宗教组织中，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MI和西非团结与圣战组织MUJAO，分别属于“基地”组织和“ISIS”，具有恐怖主义性质。此外，四个组织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会根据战事发展和首领喜好，选择结盟或对抗。

战争若要取胜，需要目标明确，黑白分明。但马里危机的底色，以灰色为主。民主人士和“圣战分子”之外，普通参与方居多，他们遵循特有的生存法则，因经济、政治和宗教利益，同各方互通有无。法国将马里北部的武装力量贴上恐怖主义标签，短期虽得利，但也容易陷入自己设下的语言圈套，难以自洽。

马里不少“圣战”组织，曾在叙利亚战争中，成为法国盟友，合力攻击阿萨德政府，且它们越是激进战斗力强，获得法国资助的机会便越多，现在则因同样的激进，成为“恐怖组织”，反遭法国攻击。法国对此如何解释？为走出危机，多方谈判大势所趋，但一方被法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可有资格坐在谈判桌前？

2020年12月28和2021年1月2日， “新月形沙丘行动”中，法国5名军人牺牲。图片来源：法国国防部官网。

马里政府跃跃欲试，试图同北部“圣战分子”谈判，这似乎也是法国退兵的理由之一。马克龙说：“那些组织曾向法国军人开枪，马里政府则准备跟它们谈判，我们怎能同这样的政府合作。”

原则之困：惩恶除暴VS司法正义

干掉恐怖分子，并不会赢得所有法国人的鼓掌叫好。

2021年6月11日，法国国防部长富罗伦萨·帕尔利（Florence Parly）宣布，“新月形沙丘行动”6月5日执行反恐任务，杀死四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曾涉嫌绑架法国记者——吉斯兰·杜邦（Ghislaine Dupont）和克劳德·维尔龙（ Claude Verlon）的北非基地组织头目巴卡博（Baye Ag Bakabo）。她说：“经历多年等待，我们终于将其毙命。”

国防部长发言引来两名记者家人和朋友的反感。“吉斯兰·杜邦和克劳德·维尔龙朋友协会”在《世界报》发布公开信，同国防部唱反调，表示“我们等待的不是复仇，而是司法正义”。

2013年11月2日，这两名法国特派记者来到马里中部城市基达尔（Kidal），采访结束后，于下午1点被四名武装人员劫持，两小时后，他们的尸体在附近12公里远的地方被发现。法国军方表示，绑架人员汽车抛锚，行动失败，才临时撕票。后续调查发现，官方说辞漏洞百出，但军队以军事保密为由，拒绝进一步回应。

绑架事件是否涉及法军线人？两人意外被杀同武装组织内斗是否有关？法军当时有无参与营救？法军是否同绑架人员交锋？这些未解之谜，一直萦绕在受害者家属脑中，随着绑架者离世，谜底也将随之消失。公开信中，他们向国防部长发问：“部长女士，您得明白，我们并不是用战争逻辑看问题。……绑架者先后丧命：您欢欣鼓舞，但我们则感到遗憾。”

对外战争中，军事逻辑和司法制度之间不乏张力。联合国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卡拉马尔（Agnes Callamard）便曾指出，两名记者绑架者早已被确认，但法方在保密前提下从未向马里政府申请国际逮捕令。她认为，这是法军同马里政府缺少合作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法国在马里战争中践行“军事为先”，司法正义被置于次要位置。英国肯特大学萨赫勒问题专家伊万·格查瓦（Yvan Guichaoua）对此也颇有微词。他认为，“新月形沙丘行动”设立之初，便重军事，轻政治，只提供自上而下一种参与路径，但解决马里危机，需要自下而上多方参与。背后原因，可被归结到“法国对危机的解读太过狭隘”。

赢得基层民众共识，单靠反恐远远不够。

2013年5月10日，马里中部的城市戈西（Gossi），马里军队遭遇三人自杀性爆炸袭击。2021年6月21日，在同一座城市，法军汽车遭自杀式汽车炸弹撞击。八年了，仿佛一切都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