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东京大学佛教学教授：现代日本僧侣与中国和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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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东京大学是日本近现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开创阵地之一，具体来说是如何把源自欧洲的语文学方法与理念“内化”、“深化”为自身的治学特色的呢？

        斎藤明：东京大学佛教学研究的基本传统是在高楠顺次郎、木村泰贤等教授的影响下，由宇井伯寿教授确立的：以语文学为基础来研究佛教和印度其他宗教哲学流派。梵文的教学是研究室的特色与标志。

        “语文学”用日语来说是“文献学”，是以文献为对象的研究，或者说是一种以资料为基础的学问。这种资料既包括书写的文本，也包括非书写的文本。不同的专业以不同的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如文学、哲学、历史学主要使用书写的文本材料，而考古、艺术史等专业的“一手材料”则主要是画像、雕塑等非书写的材料，书写文本可能就成了“二手材料”。

        语文学是适用于人文学科所有专业的基本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语文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以哲学为主的佛教学研究虽然更多地关注思想，但也以文本及其内容为基础。对于佛教学这样综合性的古典学问来说，语文学的功底必不可少。而语文学的基础作用与功能应该通过语言的学习来落实。就佛教来说，主要的语言是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对佛教学研究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学习梵文。虽然保留下来的梵文写本并不是很多，但梵文仍然是包括印度佛教在内的印度学的基础。同时，即使是理解佛教在中国汉地和藏地的发展，我们也应该多多少少理解佛教在印度的样子，至少从这点来讲，不管从事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应该学习一点梵文。一旦掌握了梵文，巴利文就简单了。藏文文法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文比较接近，学起来比梵文容易许多，当然藏文的词汇并不简单。

        汉文和藏文是最主要的两大佛教语言，保留的文献最多，而且很多汉译佛典都要早于现存梵文本。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译师的翻译都非常可信，这些汉译佛典对学习和研究佛教都很重要。藏译佛典虽然翻译年代较晚，但也同样重要。当我们说“印度佛教”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印度的梵文文献，更多的其实是汉文和藏文资料。所以，从事印度佛教研究除了需要掌握梵文、巴利文之外，也应该较好地掌握汉文和藏文。

        梵文的学习和运用在日本佛教学界早已普及，甚至越来越多的专门术语都开始使用梵文音译形式的片假名，就像英文、德文著作中直接书写其拉丁字母转写形式，不再使用传统的意译汉字。但这并不是说日本学者很熟悉梵文，恰恰相反，梵文对日本人来说是一门非常难以掌握的语言。只是从明治末期开始，东京大学就开设了梵文课程，经过高楠顺次郎、辻直四郎（1899-1979）等几辈学者的传承，建立起了优秀的教学传统，经过一代代师生的努力坚持，才有了现在梵文比较普及的局面。

        我二十四岁开始学习梵文和藏文，比大部分佛教专业的科班学生晚了两三年。因为我的本科专业是伦理学，从研究生阶段才正式进入佛教学领域。佛教学研究室的学生一般从本科三年级起学习梵文和藏文，基本都在二十一岁左右。如果学生有特殊的意愿，在本科一年级时也可以学到梵、藏文，但按照学校的教学体制，一般都在第三年由“驹场”（教养学部）转至“本乡”（校本部）后，才开始正式学习专业语言。

        我的梵文启蒙老师是原实（1930- ）教授，藏文老师是山口瑞凤（1926- ）教授。当时（1970-1980年代）东京大学的梵、藏文教学方法与课程都已经相当成熟了，老师开设循序渐进的课程来培养学生。我们现在也以继承传统为主，当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

        比如，梵文的入门课程，使用龚达（Jan Gonda）的《初级梵文文法》（A Concise Elementary Grammar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加上铠淳的日文译本，作为课堂学习的主要教材，同时配合辻直四郎教授编写的《梵文文法》一书。龚达的书后附有练习题，特别适合初学者。辻教授的文法书则非常系统，很符合日本学生的学习特点。现在出版了不少新的英文、德文学习材料，但东大的梵文教材和课程设计一直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自己的教学传统已经相当完善，多年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梵文和藏文的文法课都是一年制的，从零基础开始系统学习一年之后，我们就可以阅读一些基本的文献了。对于印度佛教的研究来说，这两门语言课是基础，非常重要。对日本佛教、中国佛教方向的学生来说，古典日文与古汉文是最重要的，他们只被要求学习一些基础的梵、藏文知识。所以，每个学生不管专业兴趣是什么，都需要学习梵文，但掌握的程度由所学方向来决定。不过，现在我们也在考虑实行了一百年多的“政策”是否需要改变，因为一些本科生已经不愿意学习梵文，觉得太辛苦。作为老师感到很无奈，不掌握一点梵文知识的话，对他们将来从事任何方向的佛教研究都是非常不利的。

        中级阶段的梵文课，老师会带着学生读一些原典文献，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选读不同研究方向的代表性文本，让学生接触各种不同文体的内容，达到一个比较广阔的基础阅读面。有时候也会根据学生的兴趣，在一些特定类别的文献上多花点时间，比如阿毗达磨、中观、瑜伽行这几大传统热门方向。

        高级阶段的梵文就基本靠学生自己的努力了。不仅在东京大学，日本很多大学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学习会”（日语：勉强会）。这是高年级学生组织学习小组，定时定点，带领低年级学生阅读并讨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是同学之间的“教学相长”。很多日本学生比较内向，课堂上不敢参与讨论，有问题也不敢问老师，但是在“学习会”中就没有那么多规矩。所以，每一代学生都可以从学长们的“学习会”中学到很多知识，而当自己进入高年级的时候也会带领低年级同学一起学习。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从伦理学专业转向了佛教学研究？大学时期的“学生运动”对您的学习与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斎藤明：上大学的那几年，1970年代，日本社会非常不稳定，虽然当时的经济蒸蒸日上，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例如东京、川崎等工业较多地区的空气、水污染问题，腐败问题，城市移民以及石油短缺等等，还有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全社会的激烈讨论。

        东京大学的“学生运动”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前后持续了四年左右。最初只是东京大学医学部的职员雇用问题引发的一些内部矛盾，后来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什么是大学”、“应该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已经过多依赖于政府和大型企业赞助的大学如何保持较高的独立性”等一系列问题也都被提了出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一时很难得到解决，学生与教职员相互抱怨，不断斗争协商。这种“学生运动”随后甚至延伸到高中，包括我曾就读的东京上野高级中学。

        高中毕业那年，包括东京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甚至由于“学生运动”无法组织人力物力来开展入学考试。所以，我毕业当年没有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而是在家呆了一年。一些高中同学参加了其他大学的入学考试，最后去了京都大学、东京都立大学、千叶大学等学校念书。这些同学的理想其实都是考上东京大学，但由于学校暂停招生（中止入学考试）而不得不放弃了。这在现在的日本年轻人看来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

        1970年代初，东京大学有整整两年时间处于停课（罢课）状态。我们文学部也被学生占领了，连院长都被学生抓了起来。这放在现在的日本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有一天晚上，占领院长办公室的学生不小心引发了一场火灾，这导致我们文学部的大楼至今每天下午六点就必须准时关门，禁止任何人进出。

        “学生运动”过后，日本政府通过法律等手段大大加强了对大学的约束和控制，而不是如当年的学生所愿大学获取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自由度。筑波大学是日本政府为强化管控所建的“榜样”大学，其前身是“东京教育大学”——日本第一所师范大学，最早的校园在东京市中心，后来搬到了现在的郊区。日本政府的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等部门主要通过经济支持和法律条规来控制大学，让大学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比如说，“学生运动”之前，日本政府的警察没有校方的请求和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校园的，这是大学独立性的一个标志。但“学生运动”之后，警察就可以随时出入校园了。另一方面，现在的日本学生大都非常安静，对社会问题也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大学的各种问题已经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了。

        虽然没有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我也得到了思考和讨论一些社会问题的机会，从这一点来说，“学生运动”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发展是有利的。在那样的时代环境，对将来的职业当然会有更多的思考。刚上大学的时候，我选择了伦理学专业，每天读三份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关心国家大事，希望日后能成为一名记者。但我逐渐发现自己并不想过每天追求“新闻”的日子，而是比较喜欢更深入地理解人生和世界，开始对西方哲学、佛教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学感兴趣。

        以佛教学为专业的学生大多出身于寺院，广义上说都是僧侣，但也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在日本这样一个传统的佛教社会，学习佛教向来都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尤其是二战前后出现了“创价学会”、“灵友会”、“立正佼成会”这样一些新兴佛教团体，吸引了很多我父母辈的人，这当然也影响到了我对传统佛教和新兴佛教的看法。另外，我不是家中的长子，父母并不在意我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所以当我选择佛教为专业，从伦理学研究室转到印度哲学研究室时，他们并没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学习动机对一个人的专业选择来说最为重要。我一开始对镰仓时代的日本佛教最感兴趣，尤其是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曹洞宗创始人道元、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三位祖师的思想。因为我想知道日本的佛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宗派，而每个宗派又各不相同，净土真宗、禅宗、日莲宗等是如何发展出来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学习佛教史，不仅要学习日本佛教史，还要学习中国佛教史和印度佛教史等完整的发展历史。这是我进入佛教学领域的一个基本动机。

        可能算是一个巧合吧，当我准备以大乘佛教为基本的学习方向时，正好有一个机会参加了三枝充悳教授在筑波大学开设的有关《中论》的课程。三枝教授的专业一半是印度佛教中观学，另一半是早期佛教。《中论》是印度佛教中观派祖师龙树（二至三世纪）的主要作品，由鸠摩罗什翻译为汉文后，对中国、日本的佛教都有很大的影响。这部论著的思辨性和逻辑性都很强，不容易读懂，但很吸引我。我觉得通过了解龙树的中观思想，不仅能够往前追溯印度佛教的早期发展历史，也可以向后认识佛教在中国、日本的进一步演变。龙树可以说是佛教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中观学也逐渐成了我学习和研究的主攻方向。作为背景知识的相关内容虽然都需要学习，但我们不可能成为面面俱到的专家，因而只需要对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进行深入学习就可以了。对源头的追溯应该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每位佛教学者都首先需要成为梵文学家或者印度学家。

        我对日本社会当下发生着的佛教信仰和宗教现象感兴趣，也对已经成为传统的佛教思想与历史文化感兴趣，大概是这两方面的结合让我在大学本科期间慢慢走上了学习和研究佛教的道路。

        澎湃新闻：为什么几乎每一代日本学者都在编写各种佛教辞典和工具书？

        斎藤明：在传统社会，只有佛教僧侣和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有机会学习佛教的经典文献，一般日本人是不读也读不懂佛教经典的。大部分日本人都可以称为佛教徒，但绝大部分人都不理解佛教的思想。人们定期去寺院，但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家族所属的寺院是哪个宗派，更不知道各个宗派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有人会说“我记得葬礼上念的是《般若心经》”，但他不知道念这部经的不是真言宗就是禅宗，当然也不会知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是净土宗或者净土真宗。

        这种情况其实体现了佛教发展的一个危机：佛教术语和经典文献对现代人来说越来越难，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无法理解佛教的语言和思想，对佛教的亲近感正在逐渐消失，经常会听到很多人一提起佛教就说：“好难啊！不懂！”佛教专门术语和现代日语的差别越来越大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实。尤其是单个汉字的术语，如“五蕴”的“蕴”、“四谛”中的“集”等常见词汇，不经过专门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其含义的。每次在给本科生开设“佛教入门”、“佛教概论”这样的基础课程时，对术语和专有名词的解释总是比较费劲费时，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日本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几乎没有机会学习佛教知识。佛教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的发展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现在日本的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已经很少有精神领袖型的学者了。中村元（1912-1999）教授曾是精神领袖之一，他在全社会的影响很大，这主要是因为他用现代通行的词汇和表述翻译了很多佛教与印度哲学的经典，研究著述也多是通俗易懂的笔法。很多日本人都觉得中村教授的翻译和研究都非常好读，不晦涩，“佛教味”也不浓。对受过专业训练的佛教徒和职业学者来说，浓重的“佛教味”可能读起来比较亲切，但对大部分普通读者和民众来讲，“佛教味”过浓的现代作品就会与传统经典一样“难读”，是不受欢迎的。

        作为学者，应该努力想办法解决现代人读不懂经典的问题，不要让佛教越来越脱离社会与普通民众。为此可以做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用现代的语言清晰地解释这些已经远离人们生活的词汇和表述。编写辞典与工具书不失为一种既学术又具有普及效果的工作——不仅为同行学者的研究提供便利，也是向大众传授正确的佛教知识。

        中村元、长尾雅人（1907-2005）等学者都曾经试图以个人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就现在的学术发展来说，学者个人的力量已经远远不够了，而且很多时候不同的学者对同一术语有不同的理解，很难达到一致。所以，我们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在日本学术振兴会和文部省的支持下，开展长期的“佛教术语宝库”项目，对佛教术语进行新一轮的标准化，用简明易懂的现代日语来解释专有名词，并配上中文、英文、法文等，让更多的日本人甚至外国人能读懂、能理解基本术语，让更多的年轻人不再感觉佛教文献是难读的甚至是过时的。

        对中国的佛教学者来说，进行学术研究时，在何种程度上沿用或者舍弃古代的术语和表达，要比我们日本学者困难很多。有些名词术语在学术圈内很适用，但普通民众已经读不懂了，可是如果舍弃古代译法，又会使研究失去佛教特色，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这种取舍当然取决于学者个人的喜好，但我的建议还是现代的翻译与研究要贴近现代的语言和学术界，这样有利于和其他学科交流，才有可能被广泛地接受。当然，学术语言和日常用语之间的协调平衡是很难的，这不仅限于佛教学研究，也是哲学、历史学等各个人文学科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是在日本、中国这样以佛教为传统文化的社会，同时考虑学术的纯粹性和学问的流行度的时候，佛教学者会有更多的顾虑与困惑。

        我也在负责编辑出版学术性的普及读物《丛书·大乘佛教》（全十卷，春秋社），这是继1980年代平川彰等教授主编《讲座·大乘佛教》（全十卷，春秋社）之后的又一次面向全社会的基础普及工作。这对扩大佛教在当代日本社会的影响，保持学术研究的生命活力是很重要的。“普及”不是“布道”，不是越浅显越好，而是要有一定的学术规范和水准，还要随着研究的推进不断地更新知识与理解。

        澎湃新闻：日本有一半左右的职业佛教学者同时也是僧侣，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斎藤明：确实有很多僧侣，或者严格来说是寺院家庭出身的人，在大学和研究所里全职研究佛教、培养学生，东京大学佛教学专业的历任教授一半左右都曾是寺院的住持。现代日本的僧侣与中国的和尚完全不同，虽然也承担着宗教职能，但明治以来“肉食妻带”，已经与居士甚至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了。英语学界越来越倾向于称呼日本的僧侣为priest而不是monk。中国的和尚则都是monk，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家人”。事实上，有祖业寺产的学者，一般都有较好的经济保障，能更好地投入学术研究这一比较清贫的事业。当然，寺院的责任和义务也会占去他们一定的研究时间。

        佛教学研究可以是对释迦牟尼、龙树、玄奘、亲鸾等祖师的研究，也可以是对某一阶段、某一学派发展历史的研究，或者是对中观、唯识等某一具体思想的研究，还有对某一寺院或石窟的壁画、造像等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主要从事以书写或非书写的材料为基础的文本 / 文物研究。即使是被认为宗教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密教，在日本的学术研究也是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文本研究。对于佛教特有的戒律与修行等实践性内容，学者至少应该理解这些活动对佛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应该广义地理解佛教的实践活动，比如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妙法莲华经”等都是宗教信仰性实践，不一定非要到寺院里去打坐才算。

        每个学者都有自己对佛教、人生、世界的体会与认识，可以称为自己的想法或哲学。但是，当我们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自己的体悟与个人的哲学不应该影响学术讨论的过程与结果。我们可以向别人讲述自己的佛教哲学与实修经验，但不是发表在《印度学佛教学研究》这样的学术期刊，而是在其他的宗教性刊物，或者出版自己的书籍。然而似乎不可避免的是，从长远来看，个人的信仰与修行会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这可能是佛教学者多多少少都会面临的一种困境。

        我不属于特定的宗派，但对佛教很有感情，对佛教的思想与文化也有自己的理解，并且一直在试图深化自己的认识，但我的理解不是抛开文本的凭空想象。作为大学的老师和学者，往往被希望传授知识本身，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必须以文本、图像、雕塑等材料为基础，而不是以自己的空想为基础。我们还经常需要根据文本等材料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否则的话，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将变得没有根基，意义不大了。

        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佛教学以佛教为研究对象，作为学术研究的佛教学对佛教本身的发展有什么作用或贡献？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并且至今仍鲜活着的宗教，而不是死去的干尸。如果眼看着佛教本身发展不佳甚至逐渐消亡的话，我们现在学习与研究的意义何在？作为学者，不仅要努力从事自己个人的学术研究工作，也要尽可能推动这门学科在学界和社会的良好发展，使之长久，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