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方案”的反现实模拟：若实行，北京会避免“摊大饼”吗

        讨论北京的空间结构问题，怎么也绕不开历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梁陈方案，即1950年2月由当时共同参与首都规划工作的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拓展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开辟政府等行政机关办公所必需足用的场地，并将其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梁陈方案”是新中国规划史上一项卓有远见的规划方案。在当时，该方案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旧城的压力，而且还能通过“有机疏散”的思想完整地保护北京城这一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

        这一最终并未实施的方案，自被提出至今，已历经六十多个春秋，但无论规划学者还是大众媒体，许多人仍然对之抱憾，认为该方案未能实施，导致了北京当前单中心向外蔓延（俗称“摊大饼”）的城市形态。有人甚至把内城拥塞、秩序紊乱的局面，归咎于当年没有采纳“梁陈方案”。

        那么，若当初“梁陈方案”得到实施，北京今天能避免单中心蔓延的格局吗？我们近期进行的一项研究，试图还原到当时的情境，进行模拟推演。

梁陈方案的历史背景

        这里，我们不妨再来回顾“梁陈方案”的历史背景。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从河北迁往北平，而原有的北平军政机关用地和住房不能满足首都职能的需要，首都行政中心位置、规模和建设方案，由此被提到议事日程。

        在1949年5月举行的北京市都市规划座谈会上，西郊新市区建设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决策者预备将党中央放在新市区。同年5月的都市规划委员会上，梁思成报告了新市区设计草案，该会议决议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建筑系师生起草新市区设计。

        1949年11月，苏联专家做了《关于建设局、清管局、地政局业务及将来发展对北京市都市计划编制建议》的报告。与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西郊新建行政区的规划建设方案不同，苏联专家提出将行政中心设于旧城内的设想。这引起了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的争论。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与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 “梁陈方案”，如图1a、图1b。

图1a 梁陈方案中，新行政中心与旧城的关系

图1b 梁陈方案中，各基本工作区与旧城之关系

        该方案一方面从古城整体保护的思路出发，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移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发展储备更充足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以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按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加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协调，以减少跨区域交通。

        然而，1951年初，都委会开始加紧进行编制总图工作，并明确以苏联专家的方案（如图2）作为制定总图计划的基础。在规划管理层面，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已成定论。

        “梁陈方案”如能实现，其对旧城发展压力缓解的有效性毋庸置疑，但该方案能否改变北京单中心向外蔓延的发展模式，进而有效控制“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尚无研究对此做出客观分析。

        今天，北京已成长为一座容纳了近2200万人的国际化特大城市，城市的功能和结构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

        那么，当年单一行政中心的搬迁，是否能满足复杂的城市功能和城市结构调整的需要？且当年“梁陈方案”规划的新行政中心三里河，距离今天的城市中心天安门仅五公里（如图3）。我们想知道，实施“梁陈方案”后，北京一定能避免“摊大饼”的格局吗？

        因此，我们通过模型，进行反现实模拟，试图考察当年若采纳“梁陈方案”，对北京城市形态可能产生的影响。

城市用地扩展驱动力

        厘清城市用地扩展的空间规律与其驱动力之间的关系，是建立扩展模型和定量预测的基础，也是城市用地扩展研究的核心。笔者将城市用地扩展的驱动因素概括为两大类——外在驱动和内在驱动。

        外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行为驱动因素，如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机制的转型、投资倾斜等；经济驱动因素，如国家或区域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等；规划理念驱动因素，如区域观、体系观、战略观、生态观、人文观、政策观等理念的变革与更新；重大事件驱动因素，如1990年北京亚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城市化带动作用等。

        内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区位因素，如各级行政中心的吸引力、河流的吸引力、道路的吸引力等；邻域驱动因素，如周边建设用地的开发强度影响；制度驱动因素，如土地等级、禁止建设区、规划建设用地等（注：外在驱动因素中，也包括“制度”，但含义与此处不同。区别有二：其一，此处主要指的是空间层面的约束；其二，外在驱动因素是主变量，此处是因变量，即外在驱动因素的改变会影响规划建设、土地等级等因素）。

反现实模拟与情景假设

        历史的车轮不会倒退。但通过对历史的反现实分析，可获知不同发展模式的影响。反现实分析，还具有常规的情景分析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常规情景分析，是对未来的预估，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无确定标准可对比和检验；而采用反现实分析得到的结果，可与唯一的现实情况比较，如图4。

        我们所做的“梁陈方案”反现实模拟，主要对城市形态进行模拟：若当初采纳了该方案，北京在关键规划历史节点——1976年、1981年、1991年、2004年和2008年，其城市形态将会如何。

        “梁陈方案”最直接的影响是行政中心向西偏移5公里，但由此也可能产生很多不确定的潜在影响——因为，采纳了“梁陈方案”的决策群体，后续的发展思路及其影响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还需从城市用地扩展驱动因素出发，对城市用地扩展驱动因素展开情景假设：

        （1）实施“梁陈方案”与否，城市用地扩展外在驱动因素不变，即各发展阶段的政府行为、经济条件、规划理念和重大事件的影响不变；

        （2）实施“梁陈方案”与否，区位因子影响因素不变，体现为各个因素的权重；

        （3）实施“梁陈方案”与否，邻域影响因素不变，即周边建设用地的影响权重不变；

        （4）实施“梁陈方案”与否，内在制度驱动因素不变，即土地等级、禁止建设区不变，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用地增加总量与实际相同。

模拟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假设条件和城市发展模型，可模拟出北京在1976年、1981年、1991年、2004年和2008年的城市形态，并与实际比较，如图5、图6。

图5 “梁陈方案”城市扩张1950-2008

图6 实际城市扩张1950-2008

        最大图斑指数（largest parcel index，LPI）能更清晰地反映中心城区是否呈单中心蔓延的发展趋势。式中an为每块图斑的面积（本文图斑为建设用地斑块），A为区域总面积。如图7为不同年份模拟和现实的建设用地最大图斑指数。

        LPI =

        图7清晰反映出，随着时间推移，模拟城市形态和现实城市形态的最大图斑指数皆不断增大，且两者LPI增长速率基本一致。1991-2004年间，中心城区的连片发展速度最快[2008年LPI不具有参考意义，因(根据遥感影像解译的)2008年建设用地把道路剥离，导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较为琐碎]。

        结果表明：若“梁陈方案”付诸实施，仅对行政中心的迁移产生影响，而不带来相应的发展思路转变（即，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城市用地扩展的外在驱动力影响、区位因子影响因素、邻域因子影响、内在制度驱动因素不变），则北京将依然呈单中心向外蔓延的发展格局。

一些思考

        本文的假设条件是众多情景中的一种，若后续发展驱动因素变化，如今的城市形态可能与上文模拟的结果有差异。

        同时，我们还可做类似的分析：如果1953年对北京的定位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工业基地）”，而沿用清朝“京畿”的方案（北京城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天津是海上门户、运输中心和商业中心，承德是行宫和夏都，张家口是防务和对外贸易，保定是教育中心，秦皇岛是关里关外的分界线、长城的出海口），今天首都圈的城市群形态，将是如何呢？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1）“梁陈方案”的实施影响仅考虑了行政中心的迁移，而整体保护旧城的思想、发展要躲开旧城的价值取向差异所带来后续发展思路改变的潜在影响，本文没能评价。会采纳“梁陈方案”的决策群体，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城市发展思路，因而可能存在发展思路转变及其带来的驱动因素的变化，笔者没能对这些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或穷举。

        （2）区位约束变量没考虑经济中心，比如，国贸、西单、中关村等经济中心对城市形态发展有重大影响。

        （3）后续每一历史阶段的模拟是基于上一阶段的模拟结果，模拟误差会传递，虽然这种误差不影响城市形态的总体格局，但局部城市形态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