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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的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经济增速下降一定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吗?
最大的误解莫过于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降等同于中等收入陷阱。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他的合作者曾经研究过快速增长经济体的增速放缓问题。他们用加拿大女歌星妮莉·费塔朵的一首歌名来描述快速增长不能永远持续的原因,即“所有的好事情都已结束”。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占总就业人数的份额达到顶峰,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服务业的增长,而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更加困难;更大的资本存量意味着更多的折旧,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去弥补这部分折旧;经济接近技术前沿,必须从技术引进转向本土技术创新。
从增长理论上讲,上述四个现象,无论哪一个出现,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都将引起增长率下滑。在现实生活中,随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上述四个现象是一定会出现的。所以,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体,经过一段时期高速增长实现收入升级以后,必然会出现增速放缓。这种增速下降是一个自然的、正常的现象。现有的高收入经济体均经历过这样的增速下降过程。
如果把中等收入陷阱理解为中等收入经济体长期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话,其实,增速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是中等收入陷阱。给定一个固定的中等收入范围,比如世界银行2013年给出人均国民收入1045~12745美元的区间,不管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增长率下降多少,只要还有正的增长率,就总有一天会超过这个区间,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即使将中等收入范围界定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某个相对范围,比如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4%~64%,不管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增长率下降多少,只要其增长率比美国高,也总有一天会超过这个区间。
更准确地说,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经济体出现增长停滞或者负增长的现象,或指中等收入经济体出现增长率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现象。前者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绝对标准,因为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中等收入经济体就永远无法实现收入增长,无法突破某个事先给定的中等收入固定范围。后者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对标准,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中等收入经济体就永远无法拉近与高收入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无法突破某个事先给定的相对收入范围。
历史上是否出现过这样的陷阱呢?是的,出现的概率虽然没有想象得那么高,但也不低。从1960年以来的各国增长情况来看,绝对标准的中等收入陷阱出现概率约为7%~20%,相对标准的中等收入陷阱约为41%~48%。
但更重要的事实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尽管可能在7%~20%的时间段内降到零以下,可能在41%~48%的时期内降到美国的增长率以下,但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长期平均增长率比美国更高。这就意味着,中等收入经济体并不是缺乏增长潜力。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平均增长率高于高收入经济体的情况下,经常性出现在一个经济周期内、甚至更长的时间段内的平均增长率低于高收入经济体。造成这一现象的,并不是短期的宏观波动和长期的增长潜力,而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经常爆发的金融危机。
问题不在“中等收入陷阱”而在于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会伴随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是容易被观察到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会造成持续较长时期的产出损失。伯南克在深入研究了大萧条之后认为,金融体系崩溃是大萧条反复持续十年的主要原因,而一般性衰退只持续一两年时间。
当然,高收入经济体也会发生金融危机,其金融危机也同样会导致持续的产出损失。真正使得中等收入经济体经常出现在一个周期内甚至更长期的平均增长率比高收入经济体更低的,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比高收入经济体更容易、更加频繁地爆发金融危机。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研究了八百年的金融危机数据之后认为,对于通货膨胀危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公共债务危机这四类金融危机,中等收入经济体均会频繁发生,而绝大部分高收入经济体可以完全避免通货膨胀危机和货币危机,部分高收入经济体可以完全避免公共债务危机。同时,对于各类经济体均无法避免的银行危机来说,中等收入经济体爆发的概率实际上也比高收入经济体更大一些。这是因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往往面临经济结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往往伴随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卡明斯基等人研究了1970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很多自由化都伴随着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只有为数很少的国家平稳地度过了金融自由化。
中国正处于增速下降期。但是,即使最悲观的预测,中国的增长率也仍在5%以上,按照这个增长率,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世界银行给出的中等收入范围,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中国并不缺乏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增长潜力。
中国近期内能避免金融危机吗?
对于通货膨胀危机和货币危机,中国在近期内是可以避免的。这一是因为中国目前具有一定的通货紧缩压力,二是中国具有良好的货币管理,尤其是具有良好的控制通胀的经验和工具,三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某一固定锚,而是具有了较好的弹性,且经常账户总体上仍然是顺差,人民币仍然具有在长期内升值的趋势。因而近期内中国出现物价大幅度上涨和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的风险较低。公共债危机呢?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和外债余额占GDP的比均较低,可持续性较好。地方债务水平相对较高,曾经是一个可能的危机爆发点,但现在的增量控制和存量置换方法是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
对中国来说,比较大的金融危机风险点在于企业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中国企业的高债务率和局部地区出现大面积企业债务违约,是近年来反复被提起的话题。中国企业债务水平的可持续性已经是被充分认识到的一个潜在风险点。银行危机则是一个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风险点。一般认为,以国有银行为主的中国银行体系,很难出现挤兑和银行大面积倒闭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出现银行危机。挤兑引起的银行危机是银行的负债方出现了问题。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挤兑不是银行负债方出现问题的唯一表现形式。金融自由化过程引起的“脱媒”和大规模资本流出引起的存款外流等负债方问题同样可能引起银行危机。同时,银行的问题并不全是来自负债方,也常常来自资产质量的恶化。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总体上还很低,但已经在上升中,而且仍然存在导致不良率继续上升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来自房地产价格下跌和企业债务水平不可持续引起的风险。另外,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实际上会导致银行用相对低收益的债券资产置换相对换高收入的贷款,金融自由化还降低了银行的存贷利率差,这两者将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化解不良资产的能力。一旦银行因负债或者资产问题而出现严重惜贷现象,即使没有挤兑或者银行倒闭,也可以认为是出现了一种银行危机。
可见,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也存在出现金融危机的风险。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努力,可以使中国更快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要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更需要在近期内避免一场金融危机。避免金融危机的关键,当前主要在于防止不稳健的金融自由化和企业债务率的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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