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纪录片：导演出镜怀疑男主角杀了人，男主角真的被捕了

        《纽约灾星》是一部六集纪录片，但它讲述的离奇故事更让人有追连续剧的错觉。一个富家子弟和一连串的杀人案、失踪案相关，就在纪录片播出大结局的前一天，主角被捕了。

        看片之前没有做功课的好处就是，会得到被惊喜或者惊吓突袭的刺激，HBO的《纽约灾星》（The Jinx: The Life and Death of Robert Durst）给出的是惊吓。

        纽约五大地产大亨之一德斯特集团的长子继承人罗伯特·德斯特（Robert Durst）是个怪人。自上世纪90年代其父宣布将集团交给德斯特的亲弟弟主持之后，这位从此不再出现在办公室、一年拿200万美金悠哉度日的富家子弟开始了脱离轨道的人生。

        他像死神，所到之处总有人失踪或者死亡：第一任妻子在与其争执后神秘失踪，曾经最好的朋友在收到他圣诞拜访的卡片后被一枪爆头，化装成女人隐居期间的邻居被分尸投海，关键性证据头颅却消失不见。

        《纽约灾星》的导演安德鲁·杰罗基（Andrew Jarecki）以上述三条线索为主线，从罗伯特·德斯特的邻居遇害事件说起，努力还原他的童年，并讲述他和第一任妻子凯瑟琳·德斯特（Katherine Durst）的感情，以及与信任甚至崇拜他的密友苏珊·伯曼（Susan Berman）曾经的亲密岁月。

        本以为这是一部制作精良的伪纪录片，从警察、检察官、律师、证人，到主角和死者们的身边亲友都太过光鲜，剪辑和语言亦滴水不漏，想不到这竟然是一部真正的纪录片。

        那位“饰演”罗伯特·德斯特的人，礼貌、声音低哑而常有干涩，沉默的外表下有藐视法律和人性的癫狂，这位拥有像石头一样坚实内核的“演员”其实就是德斯特本人。

       有意思的是，失踪的第一任妻子凯瑟琳，与她的侄女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他第二任妻子的强悍和聪慧也不是演出来的。黑手党之女的密友苏珊也果真是个一头黑发、性格热烈似有意大利血统的女人。

       所有人物都个性分明，就像电视剧的角色一般。

        无论把它当做电视剧还是纪录片来看待，《纽约灾星》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都没有白费。制作组多年来收集的扎实素材和采访，准确而吊诡的配乐，以及剥去不够确凿的线索（比如很多人包括摄制组都相信死于德斯特之手的人绝不止这三个）专心呈现主要人物的正确选择，把海量素材剪辑得逻辑分明悬念迭起（共有六集，有让人一口气看完的魔力）的能力，都保证了这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作品。

        除去这些基本功，导演杰罗基擅长操纵观众情绪的能力亦是一流。且不论这种能力是否过于功利和浅薄，至少它是快餐文化时代的必备技巧。也许是因为此前杰罗基已经执导过一部关于德斯特的电影《All Good Things》，并相信他是无罪的，电影始终站在同情他的视角，这个角度也一并延续到了《纽约灾星》中。

        如果说每部影片都会有一个让人难忘的情节的话，《纽约灾星》抓住并呈现的就是德斯特在回忆童年时候简单的一句表述：“Happy, Happy, Happy”。对于母亲的离世，他用缓慢而平静的语气说：“有天晚上，爸爸带我到窗口让我看妈妈。我看到妈妈穿着睡衣站在屋顶上，我就朝她挥挥手。我什么都没想到，只知道，哦，妈妈在那，得朝妈妈挥挥手，然后就回床上继续睡觉。”然而未等德斯特离开，其母一跃而下，女佣尖叫。“妈妈坠落的过程特别特别漫长。”

        此后，他父亲一直避谈母亲的离世，德斯特变成问题少年，屡屡离家出走。这一切都出自他的口述，听起来像是讲一个遥远的故事，却如催眠般刻到了观者脑子里。

        事实上，无论德斯特讲述与谁的故事，甚至他和现任妻子狄波拉的交谈，都像浸在显像液中的底片，需要时间才能浮现画面，却始终不甚清晰，因为缺失了最关键的情感联系而显得凉薄。

        和大部分纪录片不同，《纽约灾星》播至过半，导演和摄制组的主观视角才浮出水面，并逐渐占据主导位置。最初的剪辑很容易让观众同情德斯特，但后来出现的材料，令整个“剧情”急转直下，因为关键性的证据出现了——凶手在杀死苏珊后寄给警局的信封上的字迹和德斯特寄给苏珊的信封上的字迹非常相似。导演甚至出镜直言，自己信任的德斯特很可能是杀人凶手，并表达了对自己及身边人员安危的担忧。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出现在结尾——德斯特在洗手间忘记关掉采访时的麦克风。他喃喃自语：“我做了什么？当然是把他们都杀了”。这句话录于两年前的一次采访，却被放在了最后。

        《纽约灾星》大结局在3月15日播出了，但就在播出前一天，罗伯特·德斯特再度因涉嫌一级谋杀被捕。摄制组则因为需要接受调查而宣布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这一次，德斯特能否再度因为关键性证据的缺失而逃脱法律制裁？那个拥有强大资源与财力支撑的律师团能否再次奏效？不过，这些已经不是舆论关注的重点。大家的视线转向了《纽约灾星》，摄制组是否涉嫌为了影片的效果而隐藏了证据——德斯特两年前就被偷录到的“认罪录音”，以及两封笔迹相似的信件。

        对此，摄制组的解释是，录音是在影片播放前数月才被偶然发现的，笔迹的线索则在此前已经呈给警方供秘密调查。至于德斯特在播出前一日的被捕是因为，尽管他不以杀人取乐，但在其自由受到威胁时却会变得危险。

        另外，纪录片的拍摄原则受到了质疑和挑战。

        纪录片应不应该带有强烈的主观判断，引导观众顺着设计好的思路走并最终认同他们的结论？纪录片有“定罪”的资格吗？

        《纽约灾星》并不是唯一一部通过导演的主观意愿影响司法进程的影片。《The Staircase》及《Serial》就是此类作品。再往前追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由真实案件改编的纪录片早已发展壮大成独立的门类，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的《细细的蓝线》（The Thins Blue Line），《失乐园》（Paradise Lost）三部曲，以及《大急救》（Deliver Us From Evil）各自产生了现实效应——前两部帮助主角们离开监狱，第二部还把牧师重新投回监狱。

        但这样做显然是有危险的。如果纪录片的导向远离了真相，那么就会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从目前的经验来看，司法系统本身的漏洞导致的不公，往往会因纪录片而得到纠正。在德斯特一案中，《纽约灾星》挖掘的两个关键性证据在法庭上很可能不堪一击——首先，笔迹在审判中的可信度不高，无法作为关键证据，另外，德斯特的自言自语更是容易被辩护律师洗白。

        所以，《纽约灾星》就算是一部极度主观且有操纵观众之嫌的纪录片，它的出发点依然指向正义。它亦有一部纪录片应有的开放视角。看完之后，你可能痛恨德斯特，可能同情他，可能反思司法体系，也可能因为看到一个虚无的生命而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