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存训：从未有人提问"中国书写为何从上到下、从右到左"？

编者按：2015年4月9日，美国汉学家、华人学者钱存训在芝加哥去世，享年105岁。去世前，钱存训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荣誉教授、约瑟夫·雷根斯坦东亚收藏馆名誉馆长。

此文回忆了钱存训先生的学术生涯，并细数了论著始末。作者系沈阳大学教授，北大历史系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原文标题为《钱存训的遗憾》，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不惑之年赴美留学

        书有多种，书评亦然。其写法并无一定之规，从理论上说应该允许，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书评文字。即便评论那些学术性较强的著作，也是如此。不过，还是有些问题值得注意。钱存训先生在回忆录《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07年；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中，就谈到关于其名作《书于竹帛》及相关书评的一段颇为有趣、但也有些遗憾的故事。

        钱存训1909年12月1日（阳历1910年1月11日）生于江苏泰州，可谓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他出身于诗书门第，为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之后。曾祖父钱桂森，为道光年间的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大学士、礼部侍郎等职，藏书丰富，斋名教经堂，县志专门为其立传。祖父钱锡彤，精于书画。父亲钱慰贞，精研佛学，曾主编著名的佛学杂志《海潮音》。在这种世代书香的家庭氛围中，耳濡目染既久，钱存训也逐渐成长为一个爱书人；而作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他更是一辈子与书结缘，以书相伴。

        1947年，钱存训作为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工作和进修。后因政局变迁而滞留美国。因此，其回忆录取名为“‘留美’杂忆”，可谓别有深意存焉。台北评论家汪威廉就注意到，钱氏舍“旅美”而言“留美”，看似简单的词汇选择，实则背后蕴含着微妙而丰富的寓意（《钱存训教授〈留美杂忆〉读后感想》）。而在笔者看来，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无奈而滞留美国、留驻美国或者说侨居美国，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可以理解为留学美国。当然，钱先生之留学，也不同于一般之所谓留学。毕竟，其时他已届不惑之年了。尽管近代中国史上也不乏年龄像他这么大，甚至比他还要大的老留学生（想想1905年前后东渡日本求学高潮时期和1919年去前后赴法勤工俭学时期的那些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最初赴美并非旨在留学读博。

        此前在国内时，钱存训曾就读于金陵大学（今日南京大学之前身）等名校，师从刘国钧、杜定友等名家，又有在上海交大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等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在图书馆学方面可以说已是学有所成，颇具根基。所缺者，也许只是一顶形式上的博士帽而已。当然，其时在国内即便戴帽了，他可能也不过是只“土鳖”，在一些人眼里还是缺少点亮色，即没有像一些“海龟”那样，在国外镀镀金。

        幸运的是，机缘巧合，抑或造化弄人。在著名汉学家顾立雅（Herree G．Creel）教授等人的提携和帮助下，钱先生居然也“留美”了。更幸运的是，他还在专业排名一直高踞首位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先后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而芝大正是最早授予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大学（《留美杂忆》黄山书社版，第47页。以下引自同书者，只注页码）。

        钱存训最初来美进修的计划，是申请罗氏基金会的奖学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全程攻读两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即回国工作。但后来他又接受东方语文系顾立雅教授的邀请及安排，全部时间要在远东图书馆工作和在东方系授课，只能拿出部分时间在研究院选课进修。因此，每学季他仅能选读一门，如此完成硕士班必修的18门功课，再加上写论文，前后花了5年。

1957年再获图书馆学博士学位

        1952年，经过5年勤苦工读，钱存训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论文题为：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修订后曾以同题发表于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远东季刊）1954年第3期。三十多年后，经戴文伯翻译，以《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较之钱氏自译，此处多了“近世”二字，余同。第47页）为题，发表于《文献》杂志1986年第2期。

        据钱氏回忆，这篇论文在准备写作过程中受英国学者休谟《统计目录学》（Hulme, E. W., Statistical Bibliography in Relation to the Growth of Civilization，London，1924）启发，也采用了计量方法来分析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从而成为最早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种新方法。通过搜集中外文目录中所记载16—18世纪耶稣会教士的著作、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的译述，以及20世纪政府机构、各种团体和个人的译书，共约8000种，并分析其原作的来源、类别、数量、动机以及影响，该文较好地反映了从不熟悉外面的世界，到力图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乃至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一般趋势。由此也引起钱氏后来对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兴趣（第47、51页）。

        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又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钱存训于1957年再获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成为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第四位中国人（前三位分别是桂质柏、谭卓垣、吴光清，第47页）。其论文题为：The Pre-printing Records of China :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Books（钱氏自译为：印刷发明前中国书和铭文的起源与发展。按“与”原为“和”，与前面重复，引者故改。第52页）。

        据钱存训回忆，在酝酿写作博士论文时，他本来打算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有关中国翻译史的研究，“计划对照原文，查找因误译而导致读者误解的原因和后果，加以分析”（第52页）。确实，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前沿，也很有趣、值得去开拓的研究领域。比如稍晚些时候，美国著名汉学家、犹太裔学者史华慈出版的对近代中国著名翻译家严复若干译著进行解读的名作，就和钱氏的上述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Benjamin I.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史华慈关于严复译著及相关思想理论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与影响的考察，无疑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经典，在汉语学术界更是影响很大。目前至少有三种中译本：沈文隆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台北：长河出版社，1977 年；滕复等译，《严复与西方》，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中，叶译本列入该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已经多次重印；而且“除少数专门术语的译法值得商榷外，译文较准确流畅”（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强语，见氏著《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不过，史华慈开始关注严复的翻译问题，好像较钱氏为晚。大约在1960年三四月份致友人的几封信中，他才明确谈到关于严复研究的计划。而且起初他好像也完全没有注意到严复翻译中可能存在的误读等问题，而只是在思考和比较“发达”的日本与“不发达”的中国，以及同在东方的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应对外来冲击的异同情况时才开始关注严复（朱政惠编：《史华慈学谱》，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7、28页）。

        现在还不清楚，史华慈在研究严复的过程中，是否就中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及其相关解读问题，和钱存训有过沟通与交流。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起码从钱氏1950年代中期这一颇具前沿感的论文选题看，既充分显示了他扎实雄厚的学术潜力，更形象地表明了他锐利独到的学术眼光。钱氏不愧为相关领域之行家里手也——尽管他后来实际上并未具体从事这一研究。

        可惜的是，在多年的汉学传统影响下，当时国外图书馆一般不收藏西文著作的中文译本。也因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原始资料，钱存训自然也就无法按最初的构想来完成博士论文。怎么办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徘徊彷徨之际，他忽然想起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所藏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和考古资料特别丰富，同时也受到顾立雅教授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影响，钱存训最终决定：有了，干脆就改以《印刷发明前中国书和铭文的起源与发展》为题，写作博士论文，“借以补充卡特的经典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所未及，并供西方学者在研究书史时的参考，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在世界文化史中应有的地位”（第52、53页）。

《书于竹帛》受到国际学术界一致好评

        博士论文完成答辩后，钱存训所在的图书馆学院院长即推荐交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不过按照出版社的有关规定，未经修改的博士论文一般不接受出版。而且当时中国研究在美国还是冷门，对这样一部主题偏僻的著作，出版社也担心没有读者，销路有限，甚至赔本，不愿接受。于是钱存训又对论文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并改名为：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钱氏自译：书于竹帛——中国古代书籍和铭文的起源），再次交给出版社，请予重新考虑。经过校内外专家的审查推荐，学院方面也表示愿意补助九千元出版费的三分之一，并规定须于第一版销完后归还，出版社终于决定接受书稿，收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丛书”，并于1962年正式出版（第53页）。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主要根据当时能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对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700年前后中国书籍和印刷等发展历史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但是随着各种新的考古资料陆续出土，在1969年印行第三版后，钱存训建议出版社等增订后再续印。不过因为后来先是应英国友人、中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之邀，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接着又忙于修订其他译本，增订之事也就一拖再拖。直到四十年后，他才得以根据196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些考古新材料，对该书进行了修订、完善和补充，并于2004年推出了最新增订的英文版（第53页）。

        有意思的是，大概就连钱存训自己也没想到（回忆录中这部分只有几百字，却接连用了两个“不意”和一个“实非……意料所及”，足证其意外程度。第53、54页），该书出版后居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许多大学采用为指定参考书。三个月内，第一版就已售罄！一时间洛阳纸贵，接连两次重印，还是同样热销（第53页）。除英文版一再重印外，该书还陆续被译成中、日、韩等其他文字。

        尤其是中文版，据了解目前至少就有四种不同的版本。1975年，根据周宁森博士译稿修订的《中国古代书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1987年，由郑如斯教授增补的《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由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1996年，台湾汉美图书公司以《书于竹帛》为名，出版了中文繁体版；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以《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为题，出版了中文增订本。2004年，该书又被选入“世纪文库”，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书店再次印行。

        据钱存训回忆，写作该书的本意，不过是“补充卡特的名著，对印刷发明前的中国图书和铭文加以系统的介绍，作为西方学者研究书籍通史的参考”。但是没想到，却引起西方汉学家的重视，认为对中国文化史、考古史和古文字学研究很有裨益，是一部重要的入门专著。甚至还被一些人称为经典，进而选入上海书店版“世纪人文·世纪文库”，与一些世界经典并列，他实在是没想到（第53、54页）。

        更让钱存训没想到的，应该还是下面这件事。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出版后，立即在东方和西方学术界引起轰动，许多人都写文章进行评介和推荐。据不完全统计，这些书评广泛涉及中、英、法、德、意等多种语文和出版地，足见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之大。关于这一点，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论文以钱存训为题的别立谦，曾搜集了近百篇相关书评（其中也包括对钱氏另一本以中国书史为题的论著之评论），并作专文进行介绍。此即收入回忆录附录部分的《钱存训先生著述的国际评论》（第258-267页）。

        据她说，这些书评基本肯定了该书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尤其是对钱氏治学方法严密、善于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国际的角度看问题、向西方学者介绍东方文化等方面给以充分肯定。许多论者推崇钱著在相关领域具有“权威性”，是“经典之作”、“百科全书”，是“后世著作的典范”。

提出的书写顺序问题，未能引起注意

        不过在钱存训看来，这些关于《书于竹帛》的书评也并非尽如其意，甚至还有些遗憾。简言之，虽然为数不少，但大多只是介绍内容，或者偏于褒扬，“很少指出书中的缺失；而书中的特点，则更少有人注意。”（第96页）

        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怎能如此挑剔，甚至于希望人家在书评中不评优摆好，反倒热衷于给自己挑刺？其实不然。

        书评书评，其重在评：介绍、褒奖之“评”以外，更须一些有份量的批判之“评”。如此优劣好坏、前后左右均能兼顾之“评”，庶几乎较为完整而全面，是谓合格之书评。当然，在实际写作中因篇幅等所限而偏重一点，甚至不及其余，也是常事，且可以理解。再，所谓批评，并非泼妇骂街似的简单体力活，亦非不懂装懂地胡乱指责。而所谓全面，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老好人、滥好人。其间之尺度把握，分寸拿捏，端的是一门艺术。

        而对批判之“评”，钱氏显然更是有所期待。如前所见，关于《书于竹帛》的优点，评论者已多有论及。但他显然并不以此为满足。至于该书的缺失如何，笔者并不熟悉图书馆学，很难给出什么专业的判断。而且钱氏在回忆录中也并未明确指出，他自己的研究中究竟有哪些缺失。但众多书评中这方面评论之稀少乃至缺席，无疑让这位学界老将的内心不能不有些孤寂、落寞。

        就好比华山论剑，高手临阵，缺少了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对手方，完全成了个人表演性质的独角戏，则孤零零地高手，也难免有高处不胜寒之感。相反，所谓棋逢敌手难藏兴，将遇良材好奏功。只有那些富于批评性、抗辩性乃至挑战性的书评，才能勾起原作者跃马扬刀、急起应战的兴趣和欲望，你来我往，东挡西杀，这样才更容易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奉献出智慧的盛宴，这样的场面才更有味、更精彩，也更有看头。否则，即便功夫再好如周伯通，也只能双手互博，自娱自乐了。因此，也难怪钱存训如此挑剔，因为他实在有些落寞。

        尤令钱存训有些怅然若失的，是对《书于竹帛》中的一些“特点”，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更少”，让我们足以窥其内心之真意）。他不无幽怨地叹息道，自己在书中提出纸张源于秦代、雕版的技术和过程、印刷术在文化中的作用等情，“过去很少有人指出，书评中也无人伦及”（第96页）。言下不胜唏嘘。

        更让钱存训颇感遗憾的，是他在《书于竹帛》的结论中谈到中国文字的书写顺序，为什么从古到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甚至直到现在，港台地区的一些印刷品还是如此）。关于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不无郁闷甚至愤懑地写道：“过去从未有人提问，现在也未引起评论者的注意”（第96页）。

        时至今日，钱氏论著已经在汉语学术界翻译出版，其回忆录的中文繁体版也已印行三载，而简体版亦已推出有两年之久。相关书评也可以看到几篇了。然而，他提出的书写顺序问题，好像还是没引起多少评论者的兴趣和注意。于此，不禁为钱氏悲。书白写了，话白说了，依旧没人注意，实在有些可惜，甚至不值。

        据钱存训在书中说：“这一特点应和中国文字的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比如，毛笔书写的笔顺大多是从上到下；而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册，只能容得下单行书写。据他推断，这些都是促成中式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他猜测大概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策按照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所以才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第96页）。

        当然，这些解释也只是钱氏的一家之言，未必完全妥当准确；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思考，特别是这种化熟悉为陌生的问题意识，的确很有启发。

        实际上，据钱存训说，起初他自己对这一问题也从未注意。恰好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对世界通行的各种文字阅读的速度加以比较研究，结果证明“直行阅读实较横行阅读为快”。更巧的是，当时负责进行这一阅读研究的格雷(William S．Gray)博士是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的教授，他曾为此向钱氏请教。钱存训这才开始注意和研究。他在回忆录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这也是在国外常会遇到这一类的提问；如在国内，人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就不会想到‘为什么’的问题。”（第96页）

        由钱存训关于其名作《书于竹帛》的这段回忆，可以想见要写好书评，特别是学术性论著的书评，是何其之难。

        有些论著，原作者在写作时可能会处理得比较婉转曲折隐晦，这就需要评论者拿出功力，注意从字里行间读出其言外之意，甚至是微言大义。如能幸而读出，会心会意，相视而笑，当然最好。无论在作者、评者还是读者，都是一种赏心乐事。而评论者如果未能参透其背后的涵义，可能也就意味着原作者还没找到合适的解人。没有了过招的对象，或者说与对手方失之交臂，没有形成预期的互动，则高手们也难免有些孤寂与落寞。

        而另一方面，有些是原作者本来已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揭示出来的，却没引起评论者的足够注意；有意无意地忽略之外，甚至还强作解人，任意曲解……尤可慨者，上述种种令人遗憾的尴尬局面，在时下的一些学术书评中并非鲜见。每念及此，不亦悲夫！现在，钱先生去矣，但是他生前留下的那些遗憾，何时能得消解？可为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