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过去60年四次重大改革究竟改了些什么？

        3月16日，中国政府网正式对外公布《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方案共有50条改革措施——足协改革、联赛改革、国足建设、青训体系、申办世界杯、中国联赛足彩……这些振奋人心的内容都写进了方案。无论从内容还是规模来看，这都可以称之为新中国足球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改革。

        从1955年中国足协成立，到2015年足协将正式与体制脱钩，正好经历了60年。60年里中国足球经历了足协成立、布局重点城市发展、足协实体化建议和红山口会议4次重大改革。

        特别是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被喻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以职业化作为足球改革的突破口，也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并且让中国足球从1994年开始正式迈入职业化道路。如今《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的公布，也意味着中国足球改革进入“深水区”，未来的改革之路也更加引人关注。

构建发展布局

足协成立之初的几大举措

时间：1955年

        从新中国足球发展史来看，最早在1951年，由各大区和解放军等组队参加的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性足球比赛在天津进行。一年后，为培养骨干力量，发展足球事业，1952年国家体委成立了中央体训班，也就是现在我们俗称的国家队。到了1955年，中国足球协会正式成立，黄中任首届主席。

        从这个脉络上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体委已经开始在足球上进行“布局”，除了中国足球协会的成立，体委还针对足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54年，中国国家队派遣了一批运动员到当时的体育强国匈牙利留学，积极与世界足球进行着比赛交流。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竞赛制度暂行规定》《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等制度出台。全国足球甲级乙级联赛也在这一年开始实施。

        上述改变对于中国足球起到了很大刺激，中国足球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相关资料显示，1959年国家队战胜匈牙利国奥队赢得中、苏、匈三国对抗赛亚军；1960年国家队夺取中、朝、越、蒙四国赛冠军。只可惜足球才刚刚起步，1957年中国队在第六届世界杯预选赛中不敌印度尼西亚，失去出线权。

布局重点城市

两次设定足球重点地区

时间：1964年、1979年

        上文提到的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间隔一段时间会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重要见证。这次改革方案中提到的校园足球内容，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过涉及。

        1964年2月，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会议系统总结了建国14年以来的足球运动发展状况，作出了“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并发出《关于在男少年中开展足球活动的联合通知》，号召全国中小学广泛开展小足球运动，以推动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

        这次会议上同时确定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旅大、沈阳、南京、延边、梅县为全国发展足球运动的十个重点地区；通过重点地区推动足球发展是过去很长时间足球改革的重点之一，继1964年确定十个重点城市后，1979年 为改变我国足球运动的落后状况，国家体委向国务院作了《关于提高中国足球技术水平若干措施》的请示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实施。这一年，还确定了开展足球活动的16个重点城市，它们是：北京、上海、天津、大连、广州、沈阳、长春、重庆、青岛、南京、武汉、西安、昆明、石家庄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梅县地区。

管办分离最初尝试

并不成功的实体化提议

时间：1989年

       根据这次改革方案，将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机构设置等方面拥有自主权。对于足协的领导机构，《方案》明确规定中国足协将不设行政级别，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知名足球专业人士、社会人士和专家代表等组成，保证足协领导机构的专业化。

        这个方案内容其实就是管办分离，其实早在1989年，中国足协就已经提出了实体化的建议，一年后国家体委也发出《关于中国足协实体化的通知》，要求多年来由体委行政部门行使的职能逐步过渡到中国足协管理。尽管从之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情况并没有太多改变，但至少中国足协已经开始进行一些积极尝试。

        在足协当时提出实体化建议前几年，足球管理体制已经开始向实体化过渡。1985年召开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后，从1986年开始，国家体委成立了足球办公室，将训练、竞赛、科研、外事、国家队等业务进行统一管理。

        从1994年第一年甲A联赛至今，中国足球的职业化道路已经迈入第22个年头。说起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几乎每一个从业人员都会提到1992年6月下旬在北京郊区红山口召开的那次会议，红山口会议被称之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公开资料显示，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国足球工作报告及中国足协与地方足协实体化方案等问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委员李铁映同志接见了部分代表，并到会对足球改革作了重要讲话。李铁映的讲话精神主要包括：足球体制改革争取一步到位，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主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养活自己；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要实体化，足协不要搞成权力机构，应是服务机构。

        实际上，红山口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会议决定，把1994年甲A联赛作为联赛改革试点，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轨道，这确定了中国足球的职业改革方向。

        中国足球职业化后的风云人物徐根宝在自己的自传《风雨六载》中记录，这次改革其实已经酝酿已久：那是1991年8月，当时我担任中国国奥队的主教练，为了欢迎中国足协为国奥队请来了德国教练鲁迪，李铁映同志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他。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官员张吉龙和我一起作陪。饭后，李铁映在听完年维泗关于足球改革报告后说：“老年，你的思想还不解放，你的步子还应该大一些。”当时，年维泗已经开始构思足球方面的改革了，包括主教练的竞选、体能测验等。年维泗的改革思路，仍没有能够超脱当时的大环境。但在那时，大家都不知道邓小平的改革思路，而这些只有李铁映最清楚，因为他是体改委主任。现在想来，他的思路确实在我们之前，而我们所想到的，都摆脱不了体工队的那一套。

        在徐根宝看来，1991年他率领的国奥队在奥运会预选赛中兵败吉隆坡，推动了这次足球改革：这次失败对后来的足球改革却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这也算是我们的失败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唯一好处吧。“因祸得福”，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吉隆坡的失利，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步伐可能要推迟一点时间。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体制，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训练比赛等体育劳动创造出比赛产品，并以门票、电视转播、广告等多种方式实现价值，获得自我生存和发展。”被称之为“中超之父”的郎效农彼时还在中国足协工作，他认为正是激烈的竞争，使得中国足球在改革初期呈现短暂繁荣，“它不依靠国家的财政拨款，充满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