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民族和谐的秘密：生命与伦理的共同体

        王明珂曾经指出，在中国西南边疆的汉、藏之间，或汉与非汉之间，有一个漂移、模糊的族群边缘。因香格里拉县而闻名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正处于这个边缘地带。这个40余万人口的自治州是全国五大藏区之一，它同时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民族成分多元，包括藏族、纳西族、傈僳族、汉族、白族、彝族、普米族、苗族、回族、独龙族、怒族等十余个民族。其二，虽然民族成分复杂，但近年来，社会治安一直相对稳定，从未爆发过以民族为单位的大规模社会冲突。

        近年来，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不同民族、宗教间的极端冲突事件，都越来越多发，多族群共处的迪庆地区却是其中异数。如果多个民族能够在同一个社会中“和谐共处”，那么必定会存在着某种超越民族，或者说，包容民族的结构性力量。找到这样的结构性力量，是理解民族和谐的关键。

迪庆地区多民族聚居的历史形成

        多民族聚居的现实，反映出迪庆在历史上是一个政权多变、人口流动性强的地区。迪庆的政权曾数次更替，随着区域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纵观迪庆地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兵家争斗的历史。战争，一方面给社会带来了动荡，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族群之间的交流。

        7世纪上半叶，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势力到达迪庆一带，并在金沙江上架设神川铁桥，沟通两岸关系，使迪庆地区便成为唐、南诏与吐蕃连接的通道。从宋到元，虽然名义上这片区域属于中央王朝的控制范围，但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体制。1442年(明正统七年)，木氏土司开始发兵向北攻打迪庆地区，“屠其民，而徙麽些戍焉。自奔子栏以北，番人惧，皆降。于是，自维西及中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里塘，木氏皆有之，收其税赋，而以内附上闻。”在木氏土司统治年间，曾将大量纳西先民迁入迪庆，并与当地的藏民进行融合。

        明末清初，木氏土司日渐式微。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五世达赖与和硕特部组成蒙藏联军，彻底击退了木氏土司的势力，控制了迪庆地区。此后，五世达赖委任了“神翁”、“德本”等“第巴(地方官员)”，迪庆地区的主要地方头目获得了这些头衔，协助管理属民。1723年(雍正元年)，清廷在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的时候，派云南提督郝玉麟率军进驻中甸，当地的地方头目皆率众前来归降。次年，建中甸厅，成为中央政府在迪庆地区设治之始。1727年(雍正五年)，川、滇、藏勘界之后，迪庆地区被划归云南，归维西厅管辖，直至清末。民国年间，原有府、厅、州均被裁撤，一律改为县制，设中甸县、德钦县、维西县，并派遣官员到任管理。

        迪庆地区的各个民族，多是由于战争或是逃避战争的需要迁到迪庆居住，来到这里之后，出于生存需要，便开始调适自身，融入地方社会。从总体上而言，建国以前，迪庆的地方政权主要由土司与寺庙共同掌管。土司最初源于木氏土司或五世达赖的任命，清政府在迪庆设治之后，出于各方面原因，并没有立即进行改土归流，而是继续推行“土流并存”的政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虽然土司的称谓不断改换，但始终是地方政权实质上的控制者。

        土司与寺庙的权力根基，在于对土地的所有权。除最早的原住民以外，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来到迪庆之后，需要面临两个选择：或是向土司或寺庙求得一份土地租种，并按时交纳租税；或是成为土司家的“娃子”，即奴隶。除奴隶之外，只要是生活在属于土司的土地上的人民，每年都需要服一定的劳役，交纳一定的租税，并在逢年过节之时带上东西去土司家拜年庆贺。此外，无论原住民、租户还是奴隶，都有无条件服从土司征召参加战事的义务。

        根据笔者的调查，迪庆地区的土司均有较好的口碑，没有听到过因为交不上租而被打被杀的事情发生，即使是土司家的“娃子”，虽然与土司有严格的等级区分，但也没有听过虐待奴隶的惨闻。迪庆当地人对此的解释是，迪庆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因此，土司必须要好好对待自己手下的人，不然，他们便可以随时逃到别的土司那里去。土司与手下属民之间，并不是冰冷的、制度性的联系，也带有情感性的因素。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每年去土司家拜年的时候，土司都会用好酒好菜招待他们一顿，这种类似“夸富宴”的行为，使属民愿意留在土司管辖的势力范围之中。        

以地域为基础的土司制：族群身份的淡化与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从根本上而言，土司制度是一套以地域为基础的制度，与族群身份无涉。且不论迪庆地区的土司在族源上并非全为藏族，即使是在同一个村落或城镇之中，也可能同时居住着不同族群身份、不同文化的人群。在完成土司制度的义务前提下，土司并不会干预村落的日常生活，村落的日常事务，通常由世袭的“伙头”与“老民”共同管理。“老民”，即村落中有一定威望的人。根据民国《中甸县志》的记载:“老民如内地之耆老或绅士，其地位在伙头之上......凡各甲各村之任何公务，须经老民会议而后实施，大有乡参议院之意。”

        根据当地人的回忆，“老民”的威望通常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家族兴旺，二是对村落中的仪式规范比较熟悉，三是行事公正，从公共利益出发，不局限于私人利益。这样的人，无论族群成分如何，都会受到当地人的尊敬。根据当地人的回忆，在遇到一些事情，如村落收成不好，希望土司减免租税的时候，“老民”便会联合起来与土司沟通，土司通常也会接受他们的建议。

        在讨论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区别的时候，滕尼斯曾经提出“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概念区分。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指的是“一切亲密的、私人的和排他性的共同生活”，在共同体内，人们从出生之时起便与同伴休戚相关、同甘共苦，人与人之间的联结，靠的不是理性的契约，而是自发的、真挚的情感。由邻里关系结成的地缘共同体，是共同体中重要的一种。“在那里，居所相近，村庄里共同的田野或者仅仅由农田划分你我之边界，引起人们无数的接触，相互习惯，相互十分熟悉；也使得必须有共同的劳动、秩序和行政管理；土地和水的各种神的圣灵带来福祉，消灾驱邪，祈求恩惠。”

        这样的描述，与迪庆地方社会的形态非常符合。无论来自什么地方，带有怎样的习俗，只要定居在了这片土地，便是一个村落中的邻居，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相互帮助，相互适应，形成各个村落自己的规范体系与文化样态。根据当地人的回忆，在那个时候，虽然也会意识到周围的人在生活习俗上与自己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形成清晰的族群边界。人们首要的身份认同是土司制度下的分类，即“我是某位土司的人”，接下来是世代居住的村落，最后才是自己特定的族群。这里的族群，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分类，而是与地缘、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在当地人看来，祖籍为南京的汉人与祖籍为四川的汉人并不是同一个族群;同为纳西族，也有着“藏纳”与“汉纳”的区别。换句话说，在民族识别之前，当地有着一套自己的族群认知体系，但这套认知体系并没有成为主导性的划分边界的体系，而是在多族群长期共处的日常生活中被不断淡化，促进了以村落为边界的地域共同体的形成。这样的共同体有着很强的稳定性，使得迪庆地区虽然历经政权变更，但地方社会的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民族识别后的身份再定义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展开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工作，并建立起了相应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一项由现代国家主导的、将其领土及人民进行分类的工程。无论民族识别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了历史事实，在迪庆地区，它所造成的客观后果是，此前模糊淡化的族群身份需要重新被划归进官方的分类体系之中，人们需要按照这套新的身份体系重新定义自身。

        这种排他的、单一的新身份，给很多具有混杂血统与文化习俗的迪庆人带来了困扰。例如，在当地存在着被称为“藏回”的群体。他们从族源上来看是回民，出于各种原因迁居到藏地，与当地藏民杂居通婚，语言与生活方式都几乎完全藏化，但仍然在某些方面保留了回民的传统，如在家里不吃猪肉、逢“三大节”要去清真寺做礼拜等。在当地人看来，这本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民族身份”的现实，却迫使这一群体的成员重新认识自己。

        一位出生在德钦县城的姑娘，即是一位典型的“藏回”。她家里双亲都是半藏半回的血统，平时在外面吃猪肉，但回到家里，仍旧遵从回族的风俗习惯。这本是她习惯的生活，她也从未思考过自己民族身份的问题。后来，她考上了昆明的一所中专，到了那里，她惊讶地发现，自己需要向同学说明，“我究竟是哪个民族的人”。她会讲藏话，但不会写藏文；她的姓名是标准的汉族名字，人长得也像汉族；但在心里，她又始终认为自己有回族的“根”。“定义民族身份”，这在常人看来很自然的事情，却变成了她难以言说的困惑。中专毕业之后，这位姑娘回到家乡落户，身份证上的族别写为了藏族。然而，在她的心中，仍旧没有形成清晰的身份意识。很多年后，由于一次偶然的事件，她再一次面临了族群身份的困扰。这一次，她在思索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我到底算什么人？回族是算不上的，因为离我太遥远了，而且十多岁离开家以后，我就开始吃猪肉了，所以再让我回头当回族，来学习的话，可能行不通。汉族我可能更进不去，我本来就不是汉族。那我就先把我自己的民族定位好了，我就觉得，我生来就是一个藏族，我就适合做藏族人，我就只能是藏族人。”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很多迪庆当地人开始走出家乡，来到外地，正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需要按照官方的分类体系，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行清晰的定义。由于血统的复杂性，当地人往往具有可选择的民族身份，而最终选定的过程，多是现实利益与文化习俗的综合考量。在这个姑娘的案例中，最终“决定”做一名藏族人主要源自自我判断与认知，而在很多其他案例中，做藏族人更多的是基于现实利益，如希望获得高考加分、在考公务员的时候有优惠政策等。在迪庆藏族自治州，藏族的身份会带来更多日常生活中的便利，这使得很多父母都愿意将自己的孩子报成藏族，而那些本来报成其他民族的人，也可能想方设法将自己的身份改成藏族。从当地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只要血统上与藏族“沾点边”，这样的身份更改也会被政府接受。虽然近年来这种政策有收紧的倾向，但老百姓仍旧会努力钻政策的空子，即使不能报成藏族，也会报成能够享受更多优惠政策的民族。

        从宏观民族政策角度来看，向少数民族倾斜的优惠政策，是对经济上较为落后的民族的扶持，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选定自己民族身份的过程中，迪庆的老百姓是积极的“能动者”，他们利用这样的民族政策，为自己或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好的条件，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这些“新藏人”表面上拥有了固定的民族身份，但其实并没有形成基于这种身份之上的行为规范与文化准则，更没有在内心深处形成单一的、排他性的身份认同。在很多时候，他们仅在需要使用民族身份的情境下运用这种身份，在其他场景下，则展现身份的其他面向。

        例如，前文那位“自我定义”为藏族的姑娘，在工作中是一名公务员，回到家里的时候，她仍旧尊重父母的习惯不吃猪肉，并参与清真寺的活动；在德钦县茨中村，身份证上是藏族的人，在生活上可能完全依照的是纳西族的风俗，过纳西族的节日，在宗教信仰上，则可能是一名天主教徒;在香格里拉县金沙江边的村落中，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属于三四个不同的民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根本看不出来民族身份之间的差异。

        换句话说，在迪庆地区，民族身份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割裂的现象。人们或是迫于政策要求，或是出于利益选择，按照国家的分类体系为自己“定义”了一个民族身份，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身份却是隐蔽的，是淡化的，甚至是不愿意为人所知的。在调查过程中，笔者经常遇到不愿意告诉我们民族身份的人，当再三追问的时候，他们或者会说“我身份证上是**族，但实际上是**族”，或者干脆回答“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族”。官方话语体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由此可见一斑。

超越民族的共同体：迪庆地区民族和谐的根本原因

        在迪庆，民族识别带来了一套全新的分类体系，但这套分类体系却没有与当地社会形成完美的“并接”，仅是在某些时刻凸显出来，在大部分时候，则隐匿于日常生活之中。在这里，不会出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纠纷，个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会被上升到族群层面。究其原因，与前文提到的地域共同体的维持息息相关。

        建国以后，土地改革及之后的社会运动彻底摧毁了传统迪庆的土司制度，基层地方秩序被重建。迪庆地区的人民虽然不再以归属某位土司作为首要的人群划分标准，但以地域为基础的共同体仍旧保存了下来。在这一地域共同体内，拥有着不同“民族身份”的各族人民依然共享着一套伦理规范与情感联结。这就是今天迪庆社会的构成基础。

        长期以来，迪庆地区的每个村落都订立了自己的“村规民约”，并形成了一套被所有村民公认的伦理规范。从村落公共利益出发，遵守伦理规范的人，便会在当地受到尊敬，与民族成分或宗教信仰无涉。吴飞曾在对吴庄天主教会的考察中发现，天主教在当地并没有特殊的伦理体系与道德规范，天主教徒标榜的，是在传统伦理规范中，他们可以比非教徒做得更好。迪庆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当笔者向天主教徒询问，藏传佛教的信徒是否可以上天堂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只要做善事，都能够上天堂”；在对某个人做出评价的时候，人们也并不会刻意关注他的民族身份，而是会关注他是否孝敬父母，是否热心村落活动，是否“有公心”。

        除伦理规范之外，共享的生活经历与情感联结，也是维护地域共同体的重要元素。在一个村落里，当某家人遇到红白喜事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族群、信仰什么宗教的人，只要是同村的人，便一定会去参加。此外，每年春节，全村人都会聚在一起过共同的节日，并把自家食物带到村落空地上与其他人共同分享。这些凸显于日常生活中的人生礼仪与年度节庆，将平日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区隔消除，人们在参加这些仪式的时候，共同体的感受便会油然而生。迪庆人对于自己出生的家乡往往有着深厚的感情，即使已在外工作多年，在回忆起自己家乡的时候，也总是会提到春节时的热闹，邻居之间的情谊，等等。一位迪庆人曾半开玩笑地告诉笔者:“这里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如果有的话就是‘香格里拉族’。”

        “迪庆经验”揭示的核心问题在于：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内，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人如何和平相处，共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的基础，在于超越并包容族群与宗教的“共同体”的构建。归根结底，人是群居的动物，需要找到某种群体性的归属感，而任何一种能够持续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必然需要唤起成员对其发自内心的承认与依恋。这里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是民族、宗教，也可以是村落、乡镇，乃至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早已指出，当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存在的时候，便是国家内部成员对其认同最高、凝聚力最强的时候。从“迪庆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之所以为同类，必定会有某些共同的道德诉求，也必定有与他人联结的情感渴望。在这个意义上，找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处之道，构建超越族群与宗教的共同体，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