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王岐山、路遥、史铁生...他们是同一批知青

【编者按】

        近日，《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热播。

        两会上，在上海团参加审议后，习近平与一位代表提到，“路遥我认识，当年下乡办事时还和他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

        3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号“学习小组”推荐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文中习近平提到，同批知青中，出了不少干部，“（1993年）在八个省部级干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此外，同批知青中，“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

       以下为全文。

        

        1969年1月我作为“黑帮子弟”，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

        离开京城，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但我想，黄土高坡曾养育了我的父辈，她也一定会以自己宽大的胸襟接纳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于是，我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我过了四大关：一是跳蚤关。在城里，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但两年后就习惯了，无论如何叮咬，照样睡的香甜。

        二是饮食关。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对陕北的乡村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三是劳动关。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四是思想关。这是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乡亲们也逐渐把我看做他们中的一分子。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20岁那年，又选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乡的面貌。我已认定，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

        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

        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做流窜人口？

        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听了他们的话，回去以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

        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情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我商量。现在有几个作家的作品中把知青写的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感到惨，但是当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的很充实。

        我的成长进步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一个30多岁的人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我回去工作。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是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入团也是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我说，我是什么？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

        过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了，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了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5天，最后成为“死党”。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

        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

        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但是，当时连派出所都没送，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那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后才能进去。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经过这么多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子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者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

        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正是“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一段后才了解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

        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次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大学，还都是前几名。

        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二万六，号称三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八个省部级干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写《魂兮归来》、《逍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的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子，他们送了我一套。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照样会走错路。

        我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后来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的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我请求当地领导给予帮助，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困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的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