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亚洲崛起根植于儒家价值观

亚洲崛起根植于儒家价值观

        正值中国的儒家思潮有上升趋势，近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题为《亚洲崛起根植于儒家价值观》的文章，作者为罗伯特·卡普兰，反省儒家思想对亚洲崛起的帮助。

        文章认为，尽管亚洲面临诸多难题，而且存在不少缺点（同时，加拿大、北欧和以色列等迥然不同的地方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从冷战的最后几年起，就一直生活在儒家时刻。

        上世纪70年代，亚洲太平洋“龙”的崛起开始了一个使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地理组织原则的进程。从根本上容忍并尊重权威、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体现在儒家思想中，作者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容忍和尊重，中国和越南等国就无法一直保持稳定。

        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它与佛教和道教等亚洲的宗教既相互竞争又互为补充。说亚洲笃信儒教过于简单化，但说儒教的合理性帮助定义了东亚则更合情合理。

        亚洲在我们的时代里崛起与儒家思想鼓励的社会稳定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不无关系。

        在最富有活力的亚洲现代国家中，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当年在努力建设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都曾有意识地坚持儒家思想。文章称，至于中国，它要摆脱在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形成的腐败和效率低下的局面，需要重振儒家伦常。

        本周，齐泽克为《金融时报》撰稿，同样谈到了资本主义与传统价值观结合的问题，称脱离了民主束缚的威权资本主义将决定下一世纪的面貌，就像民主决定上一世纪的面貌那样。

        市场经济适应起全球宗教、文化或传统来毫无问题。它很容易地实现了与威权国家和谐共处。市场经济与西方文化价值观不再是一对，两者可以说已经分道扬镳。以批判的眼光重新解读西方人所珍视的许多理念，比如平等主义、基本权利、慷慨且普惠的的福利国家，都可以被用作反对资本主义的武器。

        齐泽克认为，吊诡的是，正是因为忠实于传统价值观，中国、新加坡和印度等国家才更彻底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残酷逻辑。有些人认为，这些传统的继续存在是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他们错了。

        印度一心一意地走着资本主义道路，但迄今未出现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普遍排斥。

        市场是个无情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要忍受严重的伤害。如果所能得到的全部回报，不过是有机会满足你的任性想法，那么你很难说服自己。如果你能用传统价值观来证明，你对他人命运的冷漠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脚的，那么你心里会好过得多。“我这么做是为了父母。”“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兄弟能上学。”这样的理由远比“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容易接受。

        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自由，则是空洞的、扭曲的、有缺陷的。

        近日，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和公知迈克尔·沃尔泽在左翼刊物《异见》发表题为《伊斯兰教与左翼》的文章，深入剖析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今左翼所得伊斯兰恐惧症。

        伊朗革命的几十年以来，左翼一直在艰难地理解“后世俗时代”的宗教复兴。曾经他们期待“世界的去魅”，相信科学和世俗主义的胜利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却忘了尼克·科恩说过，所有信仰的极端形式都携带着暴政的可能性。今天，世界上各个主要宗教都在经历显著的复兴，而且不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扮演鸦片的角色，而是扮演强兴奋剂的角色。

        从1970年代晚期开始，尤其是过去十年，伊斯兰世界的兴奋剂最强力，激励了大量的男女以它之名赴死。所以伊斯兰的复兴对左翼来说是一个考验的时刻：能否识别和抵御“暴政的可能性”？有些人在面对这个考验，有些人则怕被称为“得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反美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激进版本也是要考虑的，但这些都是老问题了，现在左翼面对的是一个新问题：他们如此无理性地恐惧伊斯兰教。

        当你用Google搜索“伊斯兰恐惧症”时，会看到惊人的一长列链接。沃尔泽称他关注的是“反恐惧症”的链接，由此进入了一个线上左翼的世界，并失望地发现线下左翼的病症并没有在线上消失。

        沃尔泽也坦陈自己对伊斯兰的恐惧症，并追问这种恐惧症是否来自偏见。

        在欧洲，自从那些著名的极右政党宣布恐惧伊斯兰的崛起，对左翼来说，伊斯兰恐惧症就变成政治不正确了；更重要的，在道德上也是不正确的。伊斯兰恐惧症意味着宗教不宽容，甚至宗教仇恨，左翼怎么可能去支持那些误解当代穆斯林的欧美偏执狂？后者把每个来到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移民都看做潜在的恐怖分子，不承认几个世纪穆斯林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取得的成就。

        对伊斯兰的批评被禁止，不仅出于害怕被叫做得了伊斯兰恐惧症，还出于害怕“东方主义”。萨义德的同名书提供了很多学者和大众文化谈论伊斯兰的方式的例子，当代的作家已经都想避免这样的方式了。但萨义德自己对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未来的观点（写于1970年代晚期）却谬以千里。他曾经说，东方主义已经在西方取得了胜利，也被东方所内化了，所以阿拉伯和穆斯林作家思考自己的历史时也在生产着东方主义——充满偏见和陈规的。他这么说：“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在知识、政治和文化意义上都是美国的卫星。”

        如今伊斯兰的复兴绝不是萨义德书中预想到的。东方研究学者伯纳德·路易斯坚持宗教在穆斯林世界当代事务中的重要性，萨义德却把这个仅仅视为东方主义的一个例外。

        对伊斯兰的批评在受到限制，然而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加剧，而且不仅仅是对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言。为什么会这样？一份新的《伊斯兰恐惧症研究》期刊（由伯克利种族与性别中心资助）在第二期的刊首语中试图给出一些问题的根源：

        “对一些人来说，上升的反穆斯林情绪可以立刻解释为，是一系列穆斯林世界和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的“自然”后果。然而，我们坚持认为，上升的负面情绪与一个被组织和资助的伊斯兰恐惧症工业有关，后者侵入并抓住了公民社会和公共话语，却没有严肃的主张。在这一点上，反种族主义和进步的声音很难有效地挑战这一伊斯兰恐惧症工业，也无法提供需要的资源，来承载宗教的和民族的回应。”

        类似的观点还来自2012年《Nation》7月特刊的一组文章。杰克·夏新（Jack Shaheen）的文章《媒体怎样创造了穆斯林怪物的神话？》与上面所说的刊首语的观点很像。

        但是在作者沃尔泽看来，迄今还没有一家左翼杂志和网站试图对伊斯兰狂热进行真正严肃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