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张广达专访：中国历史的实态与表述

【编者按】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张广达先生近年来持续关注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叶汉学研究在中、日、俄、法、美等不同国家 的转型特色，其中对法国方面就以沙畹为例进行了深入剖析。在张先生看来，沙畹的最大贡献可以归结于一点：他以亲自的践行为当代汉学确立了专业规范 （professional standards），与当代同侪相比，他更卓有成效地将汉学这一专业训练（professional training/discipline）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学不再仅仅是西方传教士、外交家等业余者的嗜好了。

        1814 年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是法国现代汉学建立的标志性事件，迄今已逾两百周年；刚刚到来的2015年，又恰逢沙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澎湃新闻因而邀请张广达先生就沙畹及其所代表的法国现代汉学形成之初的诸多特征做些介绍。

        访谈分上下两篇，以下为下篇。

        张广达：说起沙畹译注的《史记》的独特之处，首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视为西方学界整理中国史部要籍的第一部谨严精审之作。沙畹之前，翻译中国史部著作的不是完全无人，例如，当年在布拉格求学的August Pfizmaier（1808-1887）就翻译过中国正史八十卷，其中包括译自《史记》的二十四卷，刊于《维也纳科学院学报》。但是，明确地意识到迻译史籍并不是单纯地或泛泛地从事语言转换，而需要参照近代历史编纂学的范式，使之成为一桩严肃认真的学术建树工作，无疑，沙畹的译注《史记》乃其发轫之始。我们从这部译注中看到，沙畹在批判性地处理《史记》译文和注释过程中，既吸收中外学者的创见，也指出西方某些汉学家译文的欠缺和术语的谬误。沙畹生前译完《史记》的抱负因声誉日隆而受到外务干扰，仅得完成《史记》前四十七卷的译注，刊为五册。但是，这五册《史记》译注体现了沙畹治学的严肃认真，经受住了时间考验，从其刊出的1895-1905年到今天，赢得的盛赞和美誉从未间断，甚至被西方学界推崇为一部不朽的杰作（a monumental masterpiece）。1999年刊行的《剑桥中国古代史》一书，鲁惟一（Michael Loewe）、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合撰导言，在评价西方翻译中国儒家经典著作的理雅各等人的贡献之后写到，十九世纪西方的译事以沙畹译注《史记》而告一完美的终结，直到二十世纪末，与这些大家的译著相比，西方译本还鲜有出其右者。鲁惟一、夏含夷继而赞扬沙畹带动西方汉学步入新阶段，沙畹的劳作堪称近代西方汉学最早、最大的开创性业绩。

        论及沙畹译注《史记》的独特之处，再有一点是，沙畹将西方历史哲学的思辨运用于《史记》的译注。我们不可忘记，沙畹在高师期间主修的是哲学，我们前面说过，他和同学安德勒合译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合写长篇导言。同样，沙畹也如法炮制，为他的《史记》法文译注本撰写了长达两百四十九页的绪论（prolemegomena）。这篇绪论分五章，前言之后的第一章讲《史记》的作者，第二章讲汉武帝时代，第三章分门别类论述《史记》的资料，第四章论方法与批判，第五章讲《史记》的际遇（fortune），最后是结语。从这篇绪论来看，沙畹虽然转入了中国历史研究，但他并没有忘怀研究任何形而下的学问，都不可以忽略探讨其形而上学的本原。人们所说的历史，实际上分为实态（actuality）与表述（presentation）两个层面，前者是历史本身或本原，即德文中的die Geschichte，后者是史学撰述，即德文中的die Historie，亦即人为的陈述或描述历史事实的文本或著作。康德和十九世纪的一些历史哲学家明确地界定了两者的不同，也提示出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语词错合与意义混淆。关于die Geschichte和die Historie的区别和混淆，今天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常识，Reinhart Koselleck 就在他主编的八卷本《历史基本概念词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t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Stuttgart, 1975）第二卷中，亲自撰写了长达一百二十四页的Geschichte, Historie 条目，做了极其详尽的论述。但早在十九世纪末，沙畹已然运用这一哲学的思辨，察觉出来《史记》收录的一些记载存在着明显矛盾，这一矛盾就是：“那些古老的文本使我们能够回溯到并不十分遥远的过去，但后世的作者却大胆地据以设想着洪荒远古”，乃至于一些传说在《诗经》等文本中都找不到蛛丝马迹。沙畹积极评价《史记》，称之为“一块去伪存真的试金石”，称赞“司马迁帮助我们辨识了真伪，……活灵活现的三皇和盘古，其实出自后世作者的臆想”。

        另外，沙畹译注《史记》的再一独特之处是对《史记》中的史料种类和文本范畴做了批判性区分。沙畹在绪论开篇就将《史记》定性为存在两千年的一部中国史书。到了结语部分，沙畹再次强调，我们将《史记》的成书看作是一桩事实（un fait）。《史记》之所以成书这一事实，真正原因是由于司马迁先把不同时代不同来源的诸多类型史料汇成一杂纂（un mélange），再如下分解和使用这些材料（ces matériaux）：（一）他将他本人的见解与同时代人和前人的看法区别开来；（二）他对不同性质材料作出分门别类区处条理，而后组合之成为整体，赋以具体形式（la forme）。沙畹在这里使用的材料、形式等术语，令人不禁联想到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的事物显现“四因说”中的质料因、形式因。司马迁通过他如同三棱镜般的头脑，对史料就其内容先做精心的选择取舍，再加上他本人的“闻见之知”，组成了一幅呈现既往历史的精巧镶嵌细工画（une mosaïque habile）。司马迁的镶嵌细工画诚然不可能呈现完全契合古代活生生的现实，但《史记》作为史书，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历史对象（objets）和现象（phénomènes）的日益复杂化和扩大化。

        中国传统史学编纂史上，章学诚（1738-1801）著作的再发现虽然为时很晚，但他的“六经皆史”说甚有影响。章学诚之外，参考沙畹为《史记》译注所写的绪论来考察中国历代史学文献的构成过程也颇富教益。

        

        澎湃新闻：您说沙畹选择译注《史记·封禅书》着手，非常高明，是一举多得的做法，能具体谈谈吗？

        张广达：对。沙畹只活了五十二岁，却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具有开山意义的成就，这确实和他“治学得法”有关。王国维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逐步形成“二重证据法”；无独有偶，沙畹译注《史记·封禅书》，为了验证《封禅书》的记载，检验译注《史记·封禅书》的精确性，亲自前往泰山考察，追究文献记载的相关的考古学印证，也在实践着他的一种“二重证据法”。

        沙畹的这一趟田野之行，导致《泰山》（Le T'ai Chan）与《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两部著作的产出，其中涉及的很多实物或遗迹今已不存，唯靠沙畹的这两部记录而保留下来。不仅如此，第一次田野踏察的经验，导致沙畹决定日后再度游历泰山，并进而扩大实地踏察华北，以便对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做进一步验证。这一实践经验带来两点主要收获：其一，促使沙畹超越中国的传统史料概念，不断扩充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料范畴也因此日益成为沙畹治学的特色；其二，沙畹越来越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概念，他关于泰山及其相关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的研究具备了现代学术的诸多特色，迄今意义仍然不减。他对汉代石刻的处理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的武梁祠，后人追溯学术史，就必然要追到沙畹这里来。也正是因为译注《史记·封禅书》和撰述《泰山》一书，他引而申之，几度易稿，完成了关于自古以来中国祭祀诸般社神的论文。

        

        澎湃新闻：那么沙畹的社会学眼光和知识是如何形成的呢？

        张广达：谈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及沙畹所处时代的另一股学术风潮。十九世纪末年，在马克思、尼采、韦伯、弗洛伊德等现代批判大师或怀疑大师的影响下，欧洲历史学和人文学科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开始逐渐怀疑理性，厌倦科学实证主义。史学生态也在向另外一个方面演变：法国第三共和国前期是正宗史学的一统天下，这时候法国史学和德国史学一样，开始出现转向。史学研究的模式由于内在理路的推移和外在多科学术的影响而酝酿着变异，比如在德国，最突出的，就是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对兰克史学提出异议，要求对政治事件所以发生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种种起因加以探索，主张历史学应该研究包括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法国，则是贝尔（Henri Berr，1863-1954）提倡结合哲学、史学、科学三者的综合史研究（synthèse historique），主张历史学的研究应将人类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活动融为一体，以弥补侧重政治的史学偏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巴黎高师开始成为涂尔干的社会学大本营。涂尔干是犹太人，在法国学界，犹太人的影响很深远，人物也多。涂尔干和他的外甥Marcel Mauss（1872-1950）一道，把社会学运用到了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研究当中。这要比十九世纪初孔德所代表的社会学更跨进了一步。也就是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学、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开始相继浸润史学领域，处在形成体系过程之中的阐释学（hermeneutics）的方法论原则也开始被用于诠释历史文本。这些都成为沙畹进入中国研究的后期的知识背景。当然，沙畹所留下的史学著作还不是后来所谓的总体史学（histoire totale），总体史学在沙畹研究中国的时候还没有成形，却已经有了若干征兆。了解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再后来以强调结构、长时段、地理因素、不同时态等为特征的年鉴学派的出现。

        澎湃新闻：沙畹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出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这与他从事的《史记》译注工作存在怎样的关系？他回国后主要开展了哪些研究工作呢？

        张广达：1893年，二十八岁的沙畹奉招回国，继承德理文的教席，就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与他学术上的创新当然有很大关系。但是也要注意，候选人有八位之多，他的当选并非毫无困难，而且遴选过程中，沙畹本人并不在法国，多靠印度学家富歇（Alfred A. Foucher，1865-1952）为他大力奔走。这也从另一方面透露给我们一点信息：沙畹当时周围的许多学者，在各自专业领域皆是高手，学侣间通过协作而扬长补短，互相激发，彼此提携，于是能够跨越隔行如隔山的学科障碍而取得突出成绩。沙畹这次回国后，就在自己的挚友、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的鼓舞下，开始了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两人的合作密切无间，取得多项成果，皆堪称典范。

        也就在沙畹任教法兰西学院期间， 英籍匈牙利裔考古学家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开始多次组队进入新疆、甘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测量、考古与文物调查活动。1900-1901年第一次考察中国丹丹乌里克、尼雅等地，获得汉晋简牍和唐代文书。斯坦因完成考古调查任务之后着手撰写考察报告时，都分别邀请各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协助他考释各种文字的文书。斯坦因把1901年第一次探险所得汉文木简与文书实物送到沙畹面前，请求沙畹协助考释。沙畹考释的成果刊在斯坦因《古代和阗》（Ancient Khotan）一书中。

        斯坦因看中沙畹，拜托他来考释流沙坠简，而且非他莫属，这毫不偶然。在当时的欧洲，沙畹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斯坦因后来又交给沙畹他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的大约两千枚左右敦煌木简，附带也把他的助手蒋孝琬所做的初步录文给了沙畹。沙畹使用放大镜一一检阅了这批木简，淘汰了其中没有用处的大部分。当沙畹着手分类处理有字木简的时候，他发现蒋师爷的录文很草率，于是沙畹只好勉为其难，重新一一审视木简。为了识别疑难字，沙畹一遍遍地检查木简，从中找出有类似疑难字的木简，以资比对。但他依然非常清醒自己没有百分之百的能力彻底清理这批材料，于是他1912年便将自己的手校样书寄给了专业能力更强的罗振玉、王国维。罗、王二人仔细研究沙畹书后，决定按简文内容和文书性质分类，重排简牍的顺序，改编沙书的内容，形成1914年在京都出版的名著《流沙坠简》，也算一段学术因缘。当然沙畹自己的整理也有出版，即1913年牛津出版的《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一书。

        

        澎湃新闻：研究中古史的学者都非常熟悉沙畹那本著名的《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这本书似乎也着手于这段时间？有着怎样的写作背景呢？

        张广达：是的。1897年，沙畹写了《景教和哈喇和林遗址碑铭》（Le nestorianisme et l'inscription de Kara-Balgassoun），该碑发现于蒙古鄂尔浑（Orkhon）流域。沙畹指出碑文所言慕阇弟子可能是摩尼教徒或者景教徒，并从佛典中找到了佐证。正是这个见解启发了德韦理亚（Gabriel Devéria），进而论证《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记载的不是穆斯林而是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历史，进一步补充了沙畹的研究。

        当时，俄国探察者在和林发现九姓回鹘可汗碑的同时，也发现了突厥时期的《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俄国皇家科学院需要掌握更多的历史背景，以考释这些突厥、回鹘碑铭。这时俄国皇家科学院就找到了中国的沈曾植、法国的沙畹。沙畹不负所望，交出来的，就是这本《西突厥史料》，1903年由俄国科学院刊行。沙畹编纂这本书，由于兼备希腊拉丁古典训练和汉学训练，视野辽阔，取材完备；他还基于审音勘同的原则，比定地名、人名，考证典章、制度；特别是末章论述东亚、北亚和西亚拜占庭帝国的交涉往来，高瞻远瞩，历来为世人所叹服。

        

        澎湃新闻：沙畹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又一次到过中国，他二进中国和当时的具体学术研究课题有什么联系吗？

        张广达：有的。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沙畹不仅学术课题一环扣一环，他再次来华考察也是为明确目标而来。由于此前和列维合作处理佛教文献，他此次除了注意搜集碑铭石刻、民俗资料之外，也关注与佛教有关的遗迹。1907年，沙畹经西伯利亚前往中国东北，他先到辽宁考察了清帝先陵，然后去鸭绿江畔看了高句丽《好大王碑》。后从北京动身，自天津沿运河南下，行经泰安、曲阜、开封、洛阳，再西行至西安、乾州，来到沙畹一生与之保持心神感应（empathy）的司马迁故乡韩城，而后取道龙门，北上太原、五台山、大同云冈等地，考察了冀、鲁、豫、陕、晋五省。

        沙畹在此次行程中收购大批图书，拍摄大批照片，获得刻石拓片数以千计，甚至在开封一家书铺，一口气买下全部方志。他也沿路拜访和结识了许多文人、官吏以及西方传教士，比如太原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 Southill，1861-1935）。沙畹回国后，法国驻北京使节特别为沙畹此行而向清政府表示谢忱，并具体地向许多地方官员指名道谢。

        值得一提的是，沙畹这次考察来到北京时，在北京城墙根，巧遇在巴黎从他受业的俄国学生阿理克。阿理克注意民俗学，当时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搜集资料，如《九九消寒图》、杨柳青年画等，因此，两人得以同行数月。从阿理克刊行的旅行笔记中，我们能看到不少有关此次考察过程中不见于沙畹自己记录的细节。

        这次考察的直接结果就是沙畹的四卷本《华北考古纪行》，计文字两卷，相应大型图谱两卷。沙畹的这部著作是空前的，有关佛教洞窟的摄影早于日本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的集大成之作，内容还更为丰富。武梁祠，嵩山三阙，孝堂山、巩县石窟，刘村、焦城村的石雕石刻、龙门、云冈等著名石窟的影像皆在其中，同时还尽可能收录、翻译了相关的碑文与题记。由于泰山、龙门、云冈等处遗迹迄今多有损毁，沙畹留下的这批照片和记录对于研究这些遗迹将永远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澎湃新闻：伯希和这个时候似乎也在中国西北考察，这与师徒二人后来合作译注摩尼教文书有关系吗？

        张广达：没错。1907-1908年，沙畹在华北考察的同时，他的学生伯希和正在探查西域和敦煌，师徒二人，一东一西，基本上同时结束考察工作。伯希和这次在敦煌藏经洞经过仔细翻检取走大量重要文书，但一个大漏就是那件后来入藏京师图书馆的摩尼教文书（后编号为北字8470）。1910年，由罗振玉（1866-1940）刊布在《国学丛刊》第二号上，刊布时因为不能确定教义的性质而称之为《波斯教残经》。这一消息马上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他立即撂下手头数千件敦煌文书原卷的编目工作，急忙找到老师沙畹，一起着手翻译和注释这一抄件，他们对这件文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欧洲学者，如G. Flügel、H. Pognon、Fr. Cumont等开始刊布有关摩尼教的基本文献，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摩尼教作了文献准备，但是对摩尼教的东传完全没有概念。突然，敦煌和吐鲁番有了崭新发现，这为中外学者研究摩尼教东传及其在中亚和唐代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意料不到的证据。当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等地获得的文书送回柏林，研究工作立即提上日程。1911年，沙畹与伯希和撰《中国发现的一部摩尼教经典》（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摩尼教《残经》译为法文并附以大量注释，不少注释中附有R. Gauthiot关于伊朗语学的注释。这部译注，文字疏证和教义考释并重，学术水准在当时是超一流的，即便今天也令人称赏，后来他们又于1913年合作考证有关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详细勾勒了摩尼教东传和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这是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等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不可能做得出来的。

        

        澎湃新闻：到此我们基本上回顾了沙畹一生学术成就的几个方面，他于一战前不久就去世了，那么就您看来，如何看待沙畹在现代法国乃至欧洲汉学学术史中的意义呢？

        张广达：沙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一战过程中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高强度的工作，同时还收容照料来自比利时的难民，加以战时营养不良，眷念作为空军飞行员战斗于前线的儿子，终于1918年1月离世。今天看来，沙畹留下的大量著述不仅仅具有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社会学意义。沙畹虽然没有在中国进行今天意义上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调查，但是他的关怀和经验使得他注意到了中国的学术传统、社会现实、周边诸多民族和国家，以及应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广阔前景，可以说，从沙畹开始，现代社会科学才真正参与到了汉学研究当中。最能代表这方面成就的，可参看沙畹撰写的《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1893）、《光绪皇帝》（1900）、《拳民（义和拳）会社》（1900）、《洪武皇帝的圣训》（1903）、《中国对美德的旌表》（1904）、《评范·热奈普的著述〈过渡仪式〉》（1909）、《中国人的道德观念》（1917）等文章，每一篇都值得细细审读。

        在西方，已有一批学者从沙畹首开其先的科学研究角度，继续其开创的译注《史记》的事业。目前《史记》已经有了越特金（Р. В. Вяткин, 1910-1995）与同事塔斯金（В. С. Таскин）、儿子小越特金（А. Р. Вяткин）共同完成的俄文全译本（全帙九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2010）；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主持的英文全译本当亦将告成。踵事增华，越来越多的学者就《史记》撰写博士论文和专题论文，有不少精彩的研究。

        

        澎湃新闻：如果最后做一总结，您认为沙畹促成法国现代汉学转型的主要原因何在？相比较来说，中国当时人文学术研究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张广达：原因当然就是我们一开始谈到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沙畹在此因缘际会中扮演了继往开来的角色，关于这一点，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就说得很好，“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讬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沙畹所做的，正在于“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另外一点呢，我就想到《荀子·劝学篇》有句话，“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这在沙畹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假若他不到中国来，不和中国学者接触，不踏察泰山，不寻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不参拜洛阳、龙门、西安、司马迁出生地韩城、太原、云冈等地，不注意欧洲各国探险家对中国各地的考察、记录和研究，他不可能具有那么开阔的视野；假若他不懂得“善假于物”的道理，他就不会注意运用西方学科自身的传统和长处，例如西方哲学的思维方法和社会学的概念工具，那么，无待赘言，他不会有后来的成就。这到今天依然给我们很多启发。

        学术发展并不是因为有了新的开发而过去就落伍了。实际上，我们看到，沙畹既注意传统有用的东西，又措意于新的史料，并按新范式将新史料与学术传统相结合。其实，其他领域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Edmund Burke（1729-1797）在《法国大革命的思考》（1790）一书中说：“一个不善于保守者，不可能有效的创新。”保守的前提是着眼于有效的创新，而非抱残守缺，这才是智慧真谛。史学研究也是这样，我们在沙畹身上看到开创的敏感，看到“旧学与新知”、“传统与创新”之间的互相激励与发明。

        反观中国，我认为1893年12月5日沙畹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的就职讲演，题为《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今天依然值得重视。他认为，中国独有一种文学，或译作文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如此普及，得益于它的书写载体——汉字，汉字不仅比各种方言有更大的延展性，而且在被赋予道德教化的影响力之后使人们的思想符号化，成为塑造思维的形式和模具。沙畹充分肯定中国文学或文献在维护中国大一统局面中的作用，但也指出，中国文学和文献构成一种传统，使得中国人在培育后代上过于强调背诵。过犹不及，过分强调博闻强记，必然忽视独立的理性思维。人们应付的现实在改变，但人们的思维定势则是墨守圣贤、君主和祖宗的教训，遇到问题总是求诸“经典”，而不是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注意沙畹早年的哲学训练，我们今天把哲学当成一门专门的学科，但事实上，哲学和数学一样，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意在培养一个人基本的逻辑思维，而不仅仅是普及知识。沙畹这篇演讲发表近十年后，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病，两者之间的同与异，值得我们去仔细体会。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