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回应：古典学的何种“传统”

【编者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当代学术入门”小丛书，介绍西方大学人文-社科各专业的最新面貌，其中有一本《古典学》（Class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由两位新锐的英国古典学者比尔德与汉德森（Mary Beard & John Henderson）合著（董乐山译，香港牛津大学版/辽宁教育版1998）。

        古典学并非西方大学的传统学科——十八世纪上半叶之前，西方的大学并没有古典学这个专业，因为此前的大学传授的学科本来就要求学生先习古希腊文学和古典拉丁语文学。十八世纪后期，现代式的大学才开始逐渐形成。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最后一卷（卷五）中用两章篇幅谈到商业化生活方式的教育，主张把传统的培养少数人的教育改造为培养多数人的教育。（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下册，页319-344。）斯密准确预见到，商业时代已经来临，国家必须转变职能。除了扶持商业，国家作为公共管理机构主要有三项职能：负担国防、提供公正的司法和必要的公共财物——公共财物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教育。因为，既然劳动分工是商业化生活制度的基础，国家就应该为多数人在进入各项职业前提供基础教育，培养国民具有职业创新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显然，斯密所说的国民从小应该受益于国家提供的国民教育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是两回事。旧的经院式人文教育主要培养神职人员，这种教育模式根本不可能适应商业化的生活制度。在斯密看来，旧式大学教育注重德性教养，适应商业化生活制度的国民教育应该注重为职业分工打基础的专业化实用能力。

        斯密所说的国民教育其实相当于如今的中小学普及教育，因为其课程内容主要是语文（识字）、算数、物理等基础知识。但是，斯密的教育观念的确反映了当时的大学现代化取向：大学教育应该以适合商业社会的专业知识为主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国民教育的大学本身就是现代的，传统并没有这样的大学。十八世纪末的德国人沃尔夫（F. A. Wolf）在如此新派的大学中找不到他热爱的古典学专业，并不奇怪。奇怪的应该是，沃尔夫在1795年发表《荷马绪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通常被视为studiosus philologiae [古典语文学] 在现代大学诞生的标志，还因此得了个“古典学之父”的美名。

        古典学在现代大学中的诞生恰恰表明，古传经典已经成为死去的“古籍”，而非活着的经典。古典学因沃尔夫的《荷马绪论》而成为现代式大学中的一个专业，表明这门学科首先关注的是整理和研究“古籍”——所谓“荷马问题”属于古代问题。因此，与古典学一同诞生的还有Altertumswissenschaft [古代学] 这个专业。Altertum [古代]指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所谓“古代学”意味着用现代的实证知识原则来看待整个古代文明。因此，考古也从个人兴趣变成了一门专业。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古典学实际上在一开始就是三个专业的三位一体：古典语文学、古代史、考古学。

        尽管如此，古典学中的这三大专业学科毕竟有品质上的差异：古典语文学的旨趣在于古传经典文本的智慧，古代史和考古学的关注点则并非必须如此。换言之，古典语文学与古代史和考古学的旨趣相当不同。在古典学这个“专业”内，何种旨趣具有领导权，将决定古典学的品质。由此便不难理解，一百年后在德国古典学界发生的著名事件的确具有历史性意义：十九世纪末，具有实证史学色彩的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对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发起猛烈攻击，并随后在柏林大学获得当时全德国地位最高的古典学教席（其弟子耶格尔 [Werner Jaeger] 在1921年接任这一教席），尼采却因此丢弃了在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席——于是，人们以为，维拉莫维茨确立了古典学的新传统，培育了数代古典学的“耀眼群星”。如果以为维拉莫维茨赢了，那就错了——尼采没有直接回应维拉莫维茨的抨击，自有他的道理。事实上，尼采并没有从此闭口不谈古典学，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有西方学者站出来说：古典语文学的未来属于尼采所指引的方向……

        如果对西方古典学的来龙去脉不明究里，就可能盲从西方学界所谓的古典学“传统”。作为“当代学术入门”小丛书中的一种，比尔德和汉德森合著的《古典学》向我们介绍的是这门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的传统学科的新貌。该书第一句话是，“这本古典学入门以对一家博物馆的短暂参观开始”——两位古典学家带领我们参观的是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古希腊石碑残片。似乎传统的古典学以研读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为主，新派的后现代古典学才以考古乃至田野考察为主，即便研读古典文本，也不过是为了佐证田野考察。然而，两位古典学家随后就告诉我们，早在十八世纪末期——亦即古典学的诞生之时，“古典学就成了风光旅游”（页10）。言下之意，这才是西方古典学的真正传统。由于两位古典学家认为“古典学的核心是旅游”（页31），公元2世纪下半叶的希腊语作家泡萨尼阿斯写的《希腊指南》便成了这本《古典学》入门推荐给读者的最重要的古希腊经典文本。但我们不难看到，真正带领读者旅游古希腊-罗马的解说者，其实是现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弗雷泽——两位作者称他是泡萨尼阿斯的“现代助手”（页61）。实际上，应该反过来说才对：泡萨尼阿斯是弗雷泽的古代助手。因为，两位作者告诉我们，古人泡萨尼阿斯有可能误导我们，今人弗雷泽则不会：“泡萨尼阿斯所提供的希腊的形象有系统地模糊了罗马统治的痕迹。而我们不应该模糊的是，泡萨尼阿斯同时又是罗马帝国的居民”（页41）。

        显然，两位作者主张，人类学化的古代史和考古学才是古典学的根本旨趣——在题为“表层下面”一节的末尾，两位作者用总结性的说法告诉我们：

        古典学提供各式各样的方式，不论新的还是旧的，来了解古典的过去。现代考古学经常借助於最新的科学分析方法，最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理论。但正是这种新技术与泡萨尼阿斯这样的古代作家的已知证据的结合，几乎总是最有效的。新的研究方法不仅产生新的资讯；它们也促使我们看到像泡萨尼阿斯这样的作家所记录的资讯中有新的意义……古典学可能需要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拍塞尼阿斯的旅游指南，或者可能需要翻找某个古代牛粪堆中遗留的残渣。也很可能，在古典学中，这两种活动都被看作是同一件事业的组成部分。（《古典学》，页51）

        在这本《古典学》入门中，我们看不到对如何研读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的介绍。不难设想，如果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去欧美留学专攻古典学，学到的就会是这种古典学——不用说，回国后我就会对人们说，何谓西方的古典学或古典学传统是什么。

        如果我们事先读过两位英国古典学者写的《古典学》入门，再来读这本德国古典学者克拉特夫为高中生和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写的《古典语文学常谈》，我们不难感到，两者的品质何止天壤之别：比尔德和汉德森合著的《古典学》一开始让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本书一开始给我们讲述的是古罗马共和国变成帝制前夕的血雨腥风——政变与古典学有内在关联吗？无论如何，在本书作者眼里，古典学这门学科多少具有对西方文明传统的关切和抱负。从现代文明危机的视界出发看待古典学这门学科的意义，是古典学家尼采的主张，也是尼采提出古典教育的良苦用心所在。在尼采影响下，迄今在德国还可以看到富有教养性质的古典旅游指南，比如曾先后在德国Aachen和Wuppertal 大学担任古典学教授的Klaus Held所写的《与柏拉图碰面的地点：穿越地中海各地的热爱智慧的旅游指南》（Treffpunkt Platon：Philosophischer Reiseführer durch die Länder des Mittelmeers, Stuttgart 1990，2009三版，已译成多种语文）。

        与比尔德/汉德森合著的《古典学》入门相比，克拉特夫的《古典语文学常谈》也许读起来不那么轻松有趣，但本书的确介绍了西方古典语文学的基本内容。西方的古典语文教育的基础在人文中学：西方的名牌高中以开设古典语文课程（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为标志，我国的名牌高中以开设奥数（而非以偏重中国古典语文课程）为标志……当然，如亚当•斯密所说，在商业生活方式的时代，开设古典语文课程完全不敷用，对培养专业人才和商业及社会精英毫无益处——大学的确不应该再传授古典语文一类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而应该传授“社会情况视为必要或有益的一切技术及科学”（《国富论》，前揭，下卷，页336）。我们清楚，如今提倡古典教育，绝非为了“普及”古典教育，而是如尼采所说，“为了少数几个总是‘即将到来’却还没有在此的人”——古典语文学“以高贵的信念为前提”，这就是“出于道德动机整理故书”（尼采，《快乐的知识》，10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