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嘉福：二胡手是如何修炼成国家古籍修复专家的？

        【编者按】

        11月30日，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并设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组建由吴格研究馆员领衔的古籍编目与鉴定团队，以及由赵嘉福先生领衔的古籍修复团队。赵嘉福是建国后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迄今积累了五十余年的工作经验。这个行当曾有怎样的故事？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赵先生，请他讲述自己从一个少年二胡手成长为古籍修复专家的那些故事。

        赵嘉福是上海人，小时候喜欢音乐，1960年初中毕业，考进上海民族乐团拉二胡。随后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文艺单位要压缩编制。1961年，他即面临转岗问题。

        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上海博物馆，一个是上海图书馆。这一年，赵嘉福17岁，对两家单位了解不多，他以为到博物馆就是当讲解员，到图书馆就是借书还书。因为自己普通话不好，他自觉无法胜任讲解员的工作，于是选择了上图。

        上图成立于1952年，在1960年代之前，没怎么进过年轻人。当时馆里的工作人员，一些是解放前在图书馆工作过的老先生，一些是当时社会上的失业知识分子，多是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的毕业生。

        进了上图，赵嘉福被分配至古籍修复小组，他这才知道图书馆不单单是借书还书。古籍修复小组都是老先生，年纪大的七十多岁，年轻的也有六十多岁，五十几岁的就算是“小伙子”。从没接触过古籍修复的赵嘉福作为培养对象开始了“师傅带徒弟”式的学习。

上图那些老先生：顾廷龙、黄怀觉、潘景郑……

        六十年代上海图书馆做古籍修复的老师傅有十余位，其中做古籍修复的曹有福、做碑刻传拓的黄怀觉是水平最高的两位先生，顾廷龙馆长对这二位也特别敬重。

        黄怀觉是无锡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是近代碑刻圣手。苏州寒山寺的《枫桥夜泊诗碑》即出自其手，杭州岳王坟的《前后出师表》是由他和他的儿子共同完成的。黄先生家境贫寒，十几岁就辍学在苏州碑刻名店徵赏斋做学徒，学习刻碑、拓碑、裱帖。

        “以前苏州的文化很发达，老街上有很多卖字画、旧书的，前面是商店，后面就是工厂，老板也是师傅。这些师傅通常是跟人家学徒、做工的，存点钱了开个小店，再有钱就在店的后面开个小工厂。苏州城里的收藏家有什么书画、碑帖坏了可以拿去店里修，要是哪儿造园子需要刻个书画碑，也可以到小店的工厂里做。传统的碑刻技术刻出来的字画仿真度很高，是用小刀一点点地刻，黄先生就是这么学出来的。”

        解放前，黄怀觉在近代书画大家吴湖帆家中做事。吴湖帆是画家，也是有名的收藏家、书画鉴定家，画画方面他不如张大千，但是在书画鉴赏方面，张大千对他也是佩服得不得了。吴湖帆、顾廷龙与潘景郑都是连襟，吴、顾二位先生就是潘家的女婿。大概也是这样的渊源，黄怀觉、潘景郑二位先生能跟随顾廷龙在上海图书馆工作。

        在古籍版本、目录学方面，上图有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位是潘景郑，一位是瞿凤起。两位先生学问很好，祖上都是藏书家。潘先生是江苏吴县人，其家族是苏州望族，他与其兄继承祖父潘祖同“竹山堂”藏书，后藏书楼改名“宝山楼”，潘先生是藏书楼拥有者之一。瞿先生是江苏常熟人，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家里几代都是学问家。解放以后，瞿家藏书楼的书捐给了国家图书馆，也就是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瞿凤起也因此调到北京，后因南方人在北方生活不习惯，又调到上海图书馆。

        与这些先生们的朝夕相处，赵嘉福受益颇多，这并非就其所学专业而言，耳濡目染地，连同他的业余兴趣也多受先生们的影响。

师傅带徒弟：黄怀觉教碑拓装裱，顾廷龙教书法，潘景郑、瞿凤起教古代汉语

        赵嘉福古籍修复的技术很全面，碑刻传拓尤其擅长，他的师傅就是黄怀觉先生。

        “我跟黄先生学习，是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过去老师刻碑的时候话不多，一个是旧社会的习惯，师傅怕学生偷技术、抢饭碗；第二个是师傅他自己就是这样学来的。黄先生以前就讲，他在苏州学徒的时候，师傅不让做上手活儿，他们开始都是干家务，带小孩，技术都是偷学来的。自己观察、自己琢磨、自己练习。学习过程中也不能问为什么。你问，这么做是为什么呀？他会说，什么为什么？！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就是要善于学习。”

        “另外，做人要勤快一点。我刚开始学习，师傅给了两把刀，自己就去磨刀，先磨刀磨几个月，哪天师傅看着你磨刀磨得不错，允许你帮他磨刀了，那才是认可了。有时候也磨不好，他看着不好就给丢到一边去，我就知道，没磨好，再拿去磨。师傅干活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干，打下手，递工具，然后自己再慢慢上手。这要反复地模仿、揣摩，师傅的手法、刻碑的节奏，甚至声音，到最后关着门，我在里面刻碑，外边人听声音、节奏都跟师傅一样。这就算可以了。”

        除了学习古籍修复专业技术，顾廷龙馆长还特别注意培育年轻人的文化修养，亲自教他们写毛笔字。“他规定我们上班写一个小时的毛笔字，写了之后拿去给他批，他会用红笔把写得好的、不好的地方圈出来，像教小学生一样，还亲自示范，写给我们看”。

        赵嘉福年少，总感觉练习书法跟专业关系不大，学了一段时间也不见提高多少，就有点懈怠了。顾先生看出苗头，就给他做思想工作：“要求你写字不是要你做书法家。从图书馆的工作来讲，目录卡片都是毛笔写的蝇头小楷，写得太不好看总是过不去的。另外，做古籍修复、刻碑传拓，你不会写字，刻出来的东西就提高不了，境界不够，那顶多只能做个匠人。只有理解了书法、懂得运笔，刻出来的字才有精神。所以，你学写字对今后工作有用处。那我就问他，我该写哪个体呢？他说，什么体不重要，正草隶篆希望你都去写一写。”

        这一番谈话让赵嘉福受益很多。现在，他业余时间还会写写毛笔字、刻刻印章。他是上海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也曾前往日本、美国，以及中国香港参加书法、篆刻等活动，这些都是他在图书馆工作之余学习、积累起来的。“图书馆一个好处是书多，我就找来印谱自学，先是模仿，然后自己做。什么事情，你坚持个几十年，不停琢磨，最后自然就会出成绩。”

        不仅如此，顾先生还专门请馆里的老先生授课，讲古代汉语，讲版本目录。

        古代汉语由潘景郑、瞿凤起这两位老先生轮流上课，教材有两个，一是《古文观止》，一是《中华活页文选》。“从事古籍修复，看不懂文言文不行，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句读，两位先生从这两本教材中挑选篇目教我们。至于古籍版本方面的知识，瞿先生、潘先生会给我们拿一些好书，给我们讲不同版本的特色，比如明版书有什么特色，纸张、字体、栏、版是什么样的……这都学了些，以后在工作中也有实践，现在看古籍版本还是有些眼力。”

        同时，赵嘉福还坚持晚上到干部文化学校去上课，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如果不是后来有了去北京学习的机会，他可能还会读大学的函授课程。

        “当时北京大学有函授图书馆系，上海图书馆的年轻人都去上北大的函授课程。图书馆里的人员结构是逐步提高的。解放以前就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员很少有真正是图书馆系毕业的。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系的毕业生每年会分到上海图书馆，后来就有好多图书馆系毕业的专业人员。现在又不一样了，图书馆不单收图书馆系学生，还收外文系等其他学科学生。我的最高学历就是高中，还是函授的，如果把我放在现在，上海图书馆的门都是进不了的。”说到这儿，赵先生轻松一笑。

北上求学，转益多师

        1964年，中央图博文物局面向古籍修复人才开展一期两年的培训班，赵先生得以跟随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张士达学习了两年。

        传统技艺多有宗派之分，古籍修复、碑刻传拓也不例外，大体说来，有南、北二派之别。建国初，南派的代表人物即上海图书馆的曹有福、黄怀觉，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是北京图书馆的张士达，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称其为“国手”。

        张士达的经历与黄怀觉类似，他十几岁就在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做学徒。肄雅堂是清末民初京城古籍修复最为著名的古书店之一。在这家书店，张先生一是学了古籍修复的技术，二是对古籍版本鉴定很有一套经验。离开肄雅堂，他在琉璃厂开了一家书店叫“群玉斋”。

        “张先生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是老朋友，他平日走街串巷收古物，收到好东西给赵万里，有点破损的就自己修，然后放在店里卖。1956年，公私合营，赵万里就把张士达请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北京图书馆最好的书都是他修的。”

        跟随南、北二派先生学习，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谈起这干了五十余年的本行，赵先生讲起来头头是道：

        “解放后，专门从事古籍保护与修复的机构有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这两家有专业部门从事古籍装裱、修复，代表了整个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水平。此外，北京的中国书店也有专门做古籍修复的人员，但其目的与公共图书馆不同。公共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以保护古籍为目的，要求恢复古籍的原貌，尽量避免对古籍纸张的破坏。

        “比如，旧书经历的年份长了，有毛边，那也不必把它修理得整整齐齐；再如，古书画多有黄斑，这可能是氧化、保存不当造成的，传统手法用清水或碱，再或者草酸都可以将其洗掉，甚至可以漂白得干干净净，如新的一般，但是这些势必会对纸张造成伤害，特别是碱和草酸，所以，有没有必要把它做得这么漂亮呢？这行干了五十多年了，我觉得可以不碰就不碰。”

        刻碑，用什么石材很重要。论碑刻效果，青石最好，论碑刻难度，花岗岩最难。传统碑刻多是就地取材，以沉积岩为主，此类石材硬度相对低，容易凿刻，刻出来的书法效果好，只是易风化。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中有一块红色花岗岩石碑，正面镌刻“碧血丹心为人民”，即为赵先生所刻。“这项工作原是面向全国碑刻人才招标，每人一块石头，大家刻同一个字，然后进行评选，最后，就选到我了。”赵先生碑刻作品很多，沈均儒生平碑、邹容墓志铭“革命军中马前卒”、徐光启的碑廊、龙华寺重修碑、真如寺普门品佛经、嘉定吴玉章诗碑等等，但就属龙华烈士陵园这块碑的刻碑经历让他印象深刻。

        “这一块花岗岩的品种叫‘印度红’，从印度进口来的，岩石颗粒大，硬度很高。在这块石头上刻字，敲下去，刀口直冒火星，特别费刀，自然也很费力。以前磨刀用水磨，一把刀能用几十年，现在磨刀用的是砂轮，一把刀用不了几年。刻这块碑，我用了二十几把刀！”

        赵嘉福今年七十岁，古籍修复做了五十三年，算起来，他是建国后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2007年国家成立古籍保护中心以前，这个行当从业人员少，受重视程度不高，他多次承担专业人才培训工作。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为技艺精湛的专家，谈及前辈先生，他总是敬佩其学识、技艺，感慨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工作，而谈到自己人生这一段际遇，他淡淡地说：“这件事情，我是越坚持越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