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猩猩母亲”珍·古道尔：不排斥企业资金，但不能是带血的

        11月9日，上海纽约大学的讲坛迎来了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黑猩猩母亲”珍·古道尔。虽然她的讲座10点才开始，但8点来钟时，已经有许多人在门外等候。一位母亲说，她的孩子从学校得到了参加讲座的机会，她也很高兴能和孩子一块儿来，有这个难得的机会亲眼见一见珍。

        在今年4月，珍就年满80岁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奔波于世界各地，“一年中我有300天都在旅行。”她说。她将绝大部分时间投入针对青年的环境教育中，她的一些朋友用“异乎寻常的激情”来形容她对这项事业的投入。

        “我希望成为下一个珍·古道尔！”“她是我的榜样！”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能听见簇拥在她身边的年轻人这样说。

重新定义“人类”

        许多人还记得小时的生物课、历史课本上这样定义人和动物的差别：人能够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动物则不能。在互联网上搜索，这个观点到今天依然大行其道。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珍·古道尔就通过她的研究颠覆了人们旧的观念，她发现野外生活的大猩猩会将植物茎秆伸进蚁穴探测，他们还会把树叶从树枝上剥下来，然后用树枝伸入水里捞食物。在珍的那个年代，人们对大猩猩的了解极为有限，她的研究通过《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为人熟知，她的导师、著名猿人类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说，珍的发现让人们必须得要么重新定义“人类”，那么重新定义“工具”。珍从此成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英国《卫报》称她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2001年，珍·古道尔获甘地-马丁路德金反暴力奖（The Gandhi–King Award for Non-Violence），此前该奖项仅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获得过。2002年她被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使者。2003年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宣布她为皇家女爵士。古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说：珍的事业，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在上海纽约大学的讲坛上，一头银发、扎着马尾辫的珍模拟着黑猩猩的叫声：“嗷——嗷嗷——”，以此开始了她半小时的演讲。“Good moring，你好”，她先后用中英文跟听众问好，“或者我们该像黑猩猩那样打招呼。”她笑说。过去上千场演讲，让她知道如何能调动人们的情绪。

11月9日，上海纽约大学的讲坛迎来了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黑猩猩母亲”珍·古道尔。在今年4月，珍就年满80岁了。 澎湃新闻记者 贾亚男 图

打工攒旅费近距离研究黑猩猩

        珍·古道尔于1934年4月3日出生于英国伦敦。26岁时，她怀着对野生动物世界的向往，通过打工攒足旅费来到了非洲的肯尼亚。她找到了路易斯·利基，向他申请一个和动物打交道的工作。利基惊讶于一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孩能对动物有如此深的认识，同意资助她到坦桑尼亚去观察野生黑猩猩群。那一年是1960年，珍将要做的事情还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也没有人敢尝试。

        “我无法去上大学，我家承担不起我的学费。”珍说。“我10岁时读的一本关于猩猩的书影响了我。那个时候，二战还没结束，非洲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坦桑尼亚还在英国托管之下。每当我说起我的梦想时，没人认为一个白人女孩能做那样的事情，人们说，‘珍，别做白日梦了’。但只有我的母亲不这么认为，她总是告诉我，如果你真的想要实现一个梦想，就必须非常努力，永远别想放弃。”

        珍来到坦桑尼亚时，当地政府告诉她，她必须有人陪伴才能进入丛林，她的母亲自告奋勇担当了这一角色。就这样，母女俩在冈贝野生动物保护区扎营驻了下来。

        在《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那些珍与黑猩猩亲密接触的照片上，你会看到他们对视、相拥、拉手，像朋友甚至家人，但实际上，珍在扎营很久之后才能和黑猩猩近距离接触。最初，黑猩猩们对这位闯入其领地的白皮肤不速之客纷纷躲避，珍只能在500米外观察。15个月后，黑猩猩们对珍的出现终于习以为常。

        “黑胡子大卫是第一个对我卸下防备心的黑猩猩，他用植物茎秆伸进蚁穴里，他还用扒掉树叶的树枝来制作工具。”珍在她的著作《珍·古道尔：在冈贝的50年》中写道。“黑胡子大卫”是珍给这只黑猩猩所起的名字，除此之外，还有奥吕、迈克、菲菲等。

        她的观点在当时并不主流。在她关于大猩猩的突破性研究发表后，她被剑桥大学录取，但她发现自己在野外的所得在学术界前辈那里完全行不通。“我的教授告诉我，他们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不需要用名字去称呼他们，而是应该给他们编号，1号、2号等等。但是只要你和任何一个动物打交道，你就知道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有情绪，他们懂得害怕，他们会思考、会学习。”珍说关于动物，她的第一位老师是她从小养的狗阿斯蒂。“他们每一个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个体。”这句话，珍重复了好几遍，她亲切地管黑猩猩叫“除了人类本身，与我们最近的亲戚。”——DNA的研究显示，人与它们的基因差异只有2%。

珍与黑猩猩的亲密接触，他们对视、相拥、拉手，像朋友甚至家人。

创立的环境教育项目在中国有600个小组

        1977年以后，珍的事业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那一年，她建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致力于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和环境教育。她的研究会随后资助了冈贝河研究中心等项目。1984年，珍成立了动物庇护所和黑猩猩动物园，前者用于收养那些由政府没收的被走私的幼年黑猩猩，后者则主要收留那些遭到非法捕猎的黑猩猩，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类人猿研究基地。1991年，她和一群想要给社区带来改变的坦桑尼亚学生一起创立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在中国，这个项目1994年在北京有了第一个小组，目前，在中国已经建立了600个小组，并成立好几家办公室。自从该项目启动，为宣传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的理念，珍开始奔走全球。“我的家在飞机上”，她如此说。

        至于为什么要从科学研究转向如今的轨道，珍在她的书里这样写到，森林消失，黑猩猩栖息地遭到破坏，再加上被盗猎，用于医学研究、当做人类的宠物等等原因，黑猩猩的种群数量在急剧减少，“我怎么能继续我田园般的生活——继续在森林里采集数据、撰写论文，每年回到斯坦福教书呢？我觉得我不得不为他们做些什么，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来唤起全世界对它们厄运的关注。”

对话珍·古道尔

“动物并不是无意识的‘东西’”

        澎湃新闻：在我们身边有许多被污染的土地，面对这些破坏，我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受伤的动物特别多，比如一个物种灭绝了，许多人会觉得难过，意识到问题严重，但如果只是少数的动物受到伤害，很多人会无动于衷，他们会想这是经济发展所要承担的代价。如果是你，会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

        珍·古道尔：这正是我认为为什么像根与芽这样的环境教育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总是花大量时间告诉人们每一种动物都是有意识的，有研究甚至发现鱼可以辨认不同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个性、有感觉、有情绪，他们并不是无意识的“东西”，不是像几十年以前那些观念错误的教授所告诉我的那样，人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自大”地活着，动物也有动物的“权利”，人要怀着同情心和敬畏心。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一个小的物种灭亡了，有的人说怎么了，没关系，但也许这种小的物种是另一个物种主要的食物，一环扣一环，就威胁到了整个生态系统，你必须要有一个全局观。

        澎湃新闻：为什么你如此重视对青年的环境教育，而不是选择与政治家或是大企业对话？

        珍·古道尔：事实是我不仅仅投入很多时间与青年对话，同时还在很多议题上与政治家和企业家对话、合作。现在的环境问题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这就使得我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在一些议题上和和企业进行合作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需要推他们一把，让他们将事情推向正确的方向。但要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我所坚持的原则，有的公司我绝不愿意和他们合作，他们拿着几百万美元的支票找上来，但是这些公司的背后是肮脏和血腥的交易。我可以跟他们对话，毕竟哪怕是在一个公司里，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你认为根本无法对话的人，其实关键是要找到那个能触动他的点。比如我发现有些外表冷冰冰的人，但当你说到他喜欢的狗、或是他心爱的孙子，甚至是他小时候生活过的美丽的丛林，也许他就展现出了另一面，你就能打破僵局，和他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

        和青年们的接触是让我至今都对这份事业保持热情的原因之一。根与芽最早建立就是处于坦桑尼亚几个青年的建议，他们找到我，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社区，但是我对他们说，我不可能一个人做到这些，我还需要你们。要看到青年是当今环境问题中重要的一环，毕竟今后这个世界是由他们主导的。

对中国打工子弟印象最深

        澎湃新闻：根与芽在中国开展了许多年，在与中国青少年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什么是让你特别难忘的？

        珍·古道尔：中国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子弟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那些来自大学的志愿者们到打工子弟学校去，鼓励他们去思考什么是他们可以做的。这些孩子大多才8、9岁，有些过去没有怎么上学，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里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告诉他们，你们懂得怎么种庄稼，怎么收割，你们知道的动物比城市里的人还多，我们就这样不停地激励他们。我记得有一次我走到一个9岁的女孩跟前，她跟我说，“我过去觉得这里没有我的机会，我是无关紧要的人。但是现在我会站出来，我会说，我是有用的，我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也知道许多你们城里人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可以分享这些东西，让世界更美好。”她说的那些话如此美好。

        澎湃新闻：人们给你贴了很多标签，你是生物学家，动物行动学家、环保主义者，你写了很多书，人们又把你叫作家、教育家，同时很多人还认为你是位女权运动者，在所有的这些身份中，哪一个最符合你对自己的定位？

        珍·古道尔：我不知道，人们爱怎么叫我都好，但我想我就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