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以后的字典应该互动性就像维基百科一样

        瓢泼大雨天，跟陆谷孙先生约了上门采访。他住处的过道里，一位老爷爷给还在婴儿车上的孩子念格林童话，起初安静的孩子突然被逗乐，咯咯直笑。

        之前澎湃新闻记者告知他获得两年一度的上海学术贡献奖时，陆谷孙也是在电话那头咯咯笑。他再三推辞采访，说最近一直吊水，身体欠佳，更重要的是，他似乎并不想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也不愿再玩老先生们轮流互评得奖的游戏。

        这位陆谷孙，人称“陆老神仙”，是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编写过文革时期的《新英汉辞典》以及后来的《英汉大词典》，同时也长于莎士比亚文学。

        陆谷孙最后还是接受了采访，但他也再三强调，编字典的影响并没那么大，而且也是集体的功劳所致。他坚持在《英汉大词典》再版时附上第一版编写组的名单，其中有些人已相继过世，他则关照出版社也不要给他们的名字打黑框。

        眼下，他在编撰《中华汉英大字典》，他摩挲着校译的一卷纸，在纸上添删勾划，兴之所至还会增加一句戏谑放在勾画的气泡里，“Don’t take all your readers to be bloody fools!”（别把你的读者都当成大傻瓜！）。

        他像孩子有了惊奇发现一般，指着纸上的“轰趴”（在家开派对，Home Party的台湾说法）二字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之前不知道呢。

        一会儿陆谷孙又说，你看“满脸横肉”怎么翻译呢？我想到的译法似乎也很勉强。

        “敏而好学，赤子之心。”学生丁骏这样评价已逾古稀的他。

        陆谷孙向澎湃新闻说出了自己的构想，以后的字典应该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使用者同时也应该是编写者，互动性就像维基百科一样。

        他说自己编字典是寻章摘句老雕虫，但时下也需要更多精通科技的数字化人才。

        他几乎大半生岁月，与字典难舍难分，而他目之所及，一步步看着它不再挥舞政治的大旗，乃至挣脱原有的物理属性。

 “以学为先”的家风

        1940年，陆谷孙生于上海，因母亲早逝，后来父亲陆达成去远方工作，陆谷孙便被送回家乡余姚，由祖母一手抚养，但学业进退仍由父亲每周至少一信“遥控”监督，陆谷孙称之为“龙文鞭影”和“长辔远御”。

        陆谷孙说父亲是个非常骄傲的人，但却一贯秉持“以学为先”。

        “1949年，上海解放，别人都从上海逃亡香港，父亲则从香港返回上海。父亲那时的老板是后来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父亲无法忍受身边的人们在麻将桌上聊度余生，于是向老板提出辞职。董浩云当时还特地从公司总部东京赶到香港挽留他。这算是很大情面了，还是没留住。回上海不久，父亲又去了北京的中科院工作。”陆谷孙娓娓道来。

        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小富即可，大富则不敢。” 这点对陆谷孙影响很大。

        “1980年我到美国，碰到了董浩云，他操着宁波口音说，小陆先生我想送你一样东西，你就拿你爸的中国航运书留我做纪念。我当即说不要。事后他写信给我父亲说，达成先生，家风不灭。”

        “还记得有一年开始购房热，我宿舍里面就有个朋友拼命想办法钻研要买几套房子，我当时还笑他，你买那么多房，12点睡一套，13点睡另一套，14点再换一套，睡得过来伐？”

        学生张楠说起陆谷孙，认为他拥有学界“难得的沉静”,“陆先生是不喜欢到处出差做学术交流，确切地说，不喜欢打着交流的幌子四处玩乐。”

        他在采访中说，父亲当年学法语、做翻译，对他之后的语言学习也不无影响，“每个人的化学成分不同，可能我语言方面的化学成分多些。”

        陆谷孙在1949年返沪，当时国内一边倒向苏联学习，因之他中学阶段学了六年俄语，俄语就此在他生命中留下潜移默化的烙印。“这次住院，有学生给我拿了点音乐过来，发现喜欢的都是苏俄当年的曲子。柴可夫斯基、格林卡、里姆斯基·柯萨科夫……苏联倒是没把沙俄的文化消灭得干干净净，没有出现‘破四旧’。”即便如今身体抱恙，他还是没有放下对文化的反思。

        陆谷孙以俄语作为外语考大学时，全国只有八个院校有英语系，他后来顺利进入了复旦大学的英语系，因为完全没有英语基础，他去了慢班学习。

        兴趣与禀赋的统一让他在“慢班”学生中得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陆谷孙在大四时遇到了林同济，他是陆谷孙的莎士比亚启蒙老师。当时林同济“右派”的帽子刚刚摘掉，由于他的讲课风格和讲究的英文表达，三个班60多个学生吵着都让他教。林同济除了讲莎士比亚，还会自己翻译毛泽东的诗歌，跟官方版本做对比。“官方翻译的肯定也不是等闲之辈，但我们都觉得他翻译得比官方好。”陆谷孙记忆犹新。

 “加加加，你们就知道加！”

        陆谷孙说起最早开始编字典，实属无奈。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当家，军宣队、工宣队被派驻学校。恰逢陆谷孙女儿满月当天，他在家里支起了圆台面请客吃饭，突然来了两个红卫兵，让他卷铺盖，带粮票，押他至学校。

        “他们觉得我这种人不能教书，上台就是放毒，于是发配我去编字典。”陆谷孙说。

        除了编字典，就是政治学习，开批判会、拉练（编注：文革时期以“练出铁脚板”为名，日行数十公里）。每年开学他还会被领到学生面前，让学生知道这是个“有问题”的人。

        陆谷孙回忆起编字典的伊始，“要遵循几点，比如赤脚医生好，‘五七’干校好。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苏联的修正主义一定要批判。领导会拿着个小本到编写组问，你们看，批判到百分之几啦？美帝苏修的批判句子比例要大致持平”，“后来排字已经排成样子了，我们看这个字典实在没用，于是决定偷偷地‘救’这本书。”

        彼时，陆谷孙在为四人帮写作小组翻译外报外刊，偷偷收集了很多东西，随后悄悄放入《新英汉辞典》。

        “有人监督，但他看不懂我们在干嘛。”监督的人看到陆谷孙在内的一群编写人员执行速度放慢，又“打翻了墨水瓶”——在校样时把红笔、蓝笔、黑笔交叉地画在小样上。

        于是工宣队的干部急了，“加加加，你们就知道加，加什么死人骨头？”

        1975年，这本《新英汉辞典》终于付梓，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和陈原突然给陆先生发来外报外刊的评论，其中包括《南华早报》、《远东经济评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报道中称，虽然中共出的字典是一份政策声明，但不能否认它有许多新的东西。

        让陆谷孙欣慰的是这本字典最后销售了一千万册，“幸好加了这些内容，这本字典在文革后也没有马上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到了《英汉大词典》的时代，陆谷孙还没电脑，只有打字机。他收集着各种各样的句子，将四张纸加三张蓝印纸卷入滚筒打出四份，陆先生说，那么多纸，当时打字机的滚筒都滚不起来。“我编了这样48页的材料，葛传槼先生讥讽我说那些句子是孤例，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那时有流行说Solitary swallow doesn’t make summer.(孤燕不成春)，于是后来我就把这48页的材料称为“孤燕”（solitary swallow），还特地给了葛先生一份。”

        陆谷孙在采访中多次强调，一本字典没那么重要。话虽如此，“这本字典现在看来也是‘神’一样的存在，这跟他的双语造诣和人格魅力分不开。”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说，她母亲也恰好是陆谷孙的学生，所以她常常在公开场合叫他一声“祖师爷”。

孤傲的“愤”老

        学生张楠也向澎湃新闻记者谈到，陆先生具有真性情的幽默，而同时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他原来仿效为艺术而艺术提出过“为英语而英语”（English for English’s sake），他更多追求的是智性愉悦（intellectual delights）。

        黄昱宁说，后来出版社成功“忽悠”他翻译了格林的自传《生活曾经这样》，他倒也不计报酬，只在乎内容上是否对他有触动。

        陆谷孙之前独居于复旦大学老宿舍楼的底层，因采光欠佳，他乐呵呵名之“洞府”。最近“洞府”装修，他暂住别处。夫人和女儿早年就定居美国，他常年由一位胖阿姨照顾其饮食起居。

        他习惯饭后问胖阿姨，“把热毛巾给我，今天是‘地主’还是‘贫农’啊？”

        所谓“地主”和“贫农”即热水毛巾和温水毛巾。

        胖阿姨也只能摇摇头同不解的来客说，什么思想觉悟啊，“三反五反”都那么多年了。

        当被澎湃新闻问及，独居陋室会否觉得孤单，他笑笑说，还好，已经习惯了。

        陆谷孙的夫人是他当年的学生，比他小6岁，当时只能秘密来往。他在2006年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那个班就写我的大字报，我妻子是惟一一个不签名的。这个事情让我还觉得……不错。”

        他现在同澎湃新闻记者说起此事，仍然感动于夫人的勇气，“要知道1966年，院系所有老师和同学都知道大字报上独缺她的名字”。

        如今，女儿已是职业律师，而夫人业已是一家医药公司的管理层，她俩已逐渐适应了美国的主流文化生活。陆谷孙去美国、英国多次，每次出去都不可遏止地想家。“一到秋天，秋虫叫起来了，就想到小时候在余姚斗蟋蟀的情景。” 他因此一个人生活着，但也自得其乐。

        据他的学生们介绍，陆先生腿脚尚健时，有着固定的散步路线：过邯郸路，从正对国顺路的2号校门进入本部，经光华楼西侧，上“本北高速”，绕相辉堂草坪，至燕园，自正对国权路的校门而出一程下来，耗时约40分钟。因此复旦大学“日月光华”BBS偶尔会有“傍晚看到陆爷爷了”的帖子。

        陆谷孙自开博客之后，每周一两篇更新，很是勤快，看新闻时，路见不平，挥笔相助，会抨击城市的“嘉年华综合症”，也会对央媒的报道立场嗤之以鼻。“写个一两千字，也挺痛快的。”陆谷孙说。

对话陆谷孙：

        澎湃新闻：文革时期编字典时，势必会经历一种矛盾，边要批判美帝苏修，还边要学习汲取外语的菁华。

        陆谷孙：就是矛盾。而且根本不谈汲取文化上好的东西。开始我们出去征求意见，那些工农兵读者的建议很奇怪，比如他们提出字典可以编作两部分，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革命是积极词汇，资产阶级是消极词汇，那吃喝拉撒睡算什么类型的词汇？不过最后幸好没采纳这一建议。我记得最初编的字典相当革命，像例句里会有“喜儿打了地主一下耳光”。

        澎湃新闻：最早读的莎士比亚作品是哪部？

        陆谷孙：就是最流行的《哈姆雷特》，顺着读完了四大悲剧中剩下的三部。我教书后精讲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喜剧《第十二夜》、《暴风雨》；历史剧《亨利五世》。

        澎湃新闻：自己有偏爱吗？

        陆谷孙：当然有，早期我爱读《哈姆雷特》，从外形、品相、气质都很喜欢，但要把它读懂，才有味道。像哈姆雷特讲的这句话，“你怎么还是那么不开心，脸上还是郁郁寡欢，接着一句是“I’m too much in the sun.”，光这句话就有40多种解释，很有嚼头。

        1962年我大学毕业，我们这届毕业生参与的英语版《雷雨》成功演出，大家预备排演大戏《哈姆雷特》，可是1964年“千万别忘记阶级斗争”一来，大戏就此搁置。

        到了老年以后，我更多会念《李尔王》，不太念《麦克白》这种关于篡位或者政治斗争的书。莎士比亚的魅力在于，38个剧画面好看、人物丰富，高贵的、低贱的、幽默的、哲理的、文的、武的……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国外同样编字典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陆谷孙：约翰逊本人是个自大狂，博览群书、富有学识但又喜欢卖弄。但跟他倒有共通之处，比如骨气和蒙羞的苦楚（Bitterness of being insulted）。他编了字典后给罗斯特菲尔德爵爷大人写信揶揄，我当时是个微贱的人，在你的门房里待了多久你也不理我，现在字典编成了你倒是要做保护人了。我在《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作序时，我也有些跟约翰逊一样的傲气，也试图步他的后尘，可惜没做到。

        澎湃新闻：怎么会没做到？

        陆谷孙：毕竟时代不一样，那是一个出伟人的时代。我们现在是“群众运动”的年代。而且《英汉大词典》也就是收词多一点，有什么大不了呢？字典里有些词条可能是无数人查阅的，而有些词则几乎零人次查阅，约翰逊在这方面却还是很下功夫。人说，靠字典学好外语，但是我认为单凭词典你学不好外语。

        澎湃新闻：听说原来钱钟书给你写信说，希望你女儿能像字典编撰者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ey）的小孙女一样给你著书立传。

        陆谷孙：钱钟书写信的时候客气得不得了，不能当真的，哈哈。我的老师徐燕谋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的得意门生。当时我做了两三个月徐老师的研究生，他看了我写的文章后说，你可以试试看，让钱钟书来指导你。我当然很开心啦。之后钱钟书来信自谦说自己不够资格指导陆谷孙。

        澎湃新闻：那你觉得他说不够资格是什么心理？

        陆谷孙：是不够资格，哈。所以我也有点约翰逊的傲气，既然你不收我，我也不来讨饶。后来英汉大词典要题书名了，本来也不是让钱钟书写的，是让中文系系主任朱东润教授题，他书法好，又是英国留学生，还是我宿舍邻居，我们一老一小常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但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写字手抖，还是让钱钟书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