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大家谈|新加坡学者黄靖：有习近平领导，是中国人的福音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这样宣誓。同时，以反腐、节约、整风为核心的一系列施政举措也全面铺开。

        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系统打虎拍蝇，已落马近50只“老虎”。作风建设被作为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成效显著。

        “习近平执政后以反腐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抓得对。”黄靖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说。

        黄靖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客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加盟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他在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所任资深研究员。

        “通过反腐打击利益集团，才有可能在新的利益分配、资源分配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经济。”黄靖认为，十八大后，改革共识已经形成，能否打破利益集团这个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已经成为中国梦能否实现的关键。

        澎湃新闻：去年“两会”之前，很多人都在追问改革步入深水区后突破口在哪里？一年多过去了，你觉得这个突破口抓住了吗？

        黄靖：习近平执政以后抓住反腐作为突破口，我觉得这个突破口抓得对。

        反腐不仅是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方法，更关系经济发展。

        现在看来，我认为应该紧紧把握住反腐这个大方向，因为反腐可以“一举三得”。

        第一，反腐说到底，是清算特权利益集团。他们倚仗特权垄断资源和市场，用公权力牟取私利，这是一切腐败现象的根源。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两个中心，权力中心和金钱中心。如果两个中心并在一起，就是腐败，是政治和经济的“癌症”。

        现在美国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因为华尔街掌控了华盛顿。人类社会无论发展到哪个阶段，都要努力地把两个中心分开。权力归权力，金钱归金钱。习近平也说过，你要当官就不要赚钱，要赚钱就不要当官。

        利益集团把权力和金钱并在了一起，反腐败就是把这两个中心分开，用权力来监督金钱的运用，用金钱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抓住这一点才能实现社会清明。

        第二，只有彻底反腐，才能重新合理地分配资源和利益，保障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为政治的清明稳定奠定基础。

        第三，要改革经济结构，确保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打破特权利益集团的垄断，真正做到让市场在资源流转、市场开发、利益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让经济朝正常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我对现在领导人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是非常赞成的。我也认为这就是关键点和突破口。

        澎湃新闻：通过反腐打击利益集团，成为现今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而从长远来看，就腐败这个问题本身，机制保障就显得特别重要。你如何看待十八大后，针对腐败问题的制度设计？

        黄靖：制度设计说起来简单，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系统工程。反腐机制的核心，是对官员的管理机制。

        在任何政体中，对官员的管理不外乎三个系统：选拔系统，监管系统，惩罚系统。就结构而言，这三个系统在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中早已确立：任免、升迁干部的组织系统，监督、检控干部的纪检系统和依法惩处贪腐干部的司法系统。

        在中国，这3个机制都存在。关键问题是怎么做到纵横结合。所谓纵，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控制结构，横就是地方党委的领导机构。

        有一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渐渐把监督机制先独立出来。纪委的各层官员，越来越多由中央到地方所谓“一条鞭”的任命，是非常好的。

        另一方面是体制外的因素，任何一个国家的反腐，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是很难的。在监督机制独立出来的同时，要加大媒体和社会的监督。

        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改革、改良、进化的方式，理顺各方面的关系。现在，在监督机制上先走一步，一方面把监督机制独立起来，加强纵向控制，另一方面让社会积极地卷入监督机制中。

        有了监督，鼓励和惩罚这两头就比较容易了。什么事情都要有节奏、有步骤。

        澎湃新闻：你刚才侧重谈了监督机制的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也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的6个专项小组之一。那么，监督机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是否与小组机制有关？

        黄靖：十八大以前的改革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问题是中国这条河又大又深，现在已经摸不到石头了，现在的改革必须要有顶层设计。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顶层设计，制度改革本身就需要顶层设计。成立这么多领导小组，说明顶层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已经成为不能让步的权力。

        领导小组的作用包括三个。第一个作用是凝聚共识，用小组协调各个部门、各个政府的机构的意志。

        第二个作用是协调政策。政策扭曲现象在中国时有发生，一个地方的政策在另一个地方不一定有用，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

        如果要提高政策的效率和效果，需要协调。一方面要加大政策的可塑性和弹性，另一方面要保持原则不被破坏，因而需要小组来协调政策的执行。

        第三个是制定新的政策，来为今后的改革做顶层设计。

        领导小组非常必要，中国是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如果没有共识、没有政策协调，任何政策都是制定不出来的，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扯皮当中。

        澎湃新闻：你提到习近平在一线工作时，对中国的问题有了直观感受。那么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后，你如何评价他的执政风格？

        黄靖：在中国需要一个强势领导人的状态下，习近平执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天时地利人和。

        强势领导人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第二个是要有非常高超的政治技巧，第三个是要有非常高超的管理和领导能力。

        习近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领导，这是中国人的福音。

        从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两年来看，第一，他的意志非常坚决，这是可以肯定的。第二，他的政治技巧也是可圈可点的，他的领导能力不管对内还是对外都能体现出来，比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习近平就能够做成。

        另外，习近平最近高度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特别有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时，他还在谈深化改革，到四中全会已经变成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说明他本身就意识到这一点。

        习近平一直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强调法治等，包括对于周永康案，也是通过法律的程序来完成的。

        我对于习近平还是非常佩服的，他在变成强势领导人的过程中，能意识到必须依法治国，要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改革要完成两件事情，第一是必须提高经济的效率，打破垄断，让市场发挥效应。提高经济的效率，必须要提高权力的效率，这是第二件事情。

        提高权力的效率，把权力适当地集中起来，完成顶层设计、推动顶层设计，才能真正完成深化改革、市场重建的任务。

        澎湃新闻：李光耀先生曾评价习近平是个曼德拉式的人物，因为习近平所经历的人生波折。习身上具有的特质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吗？

        黄靖：不光是习近平，而是整个这一代领导人，他们有几个共同特点。

        第一，为了保证共和国繁荣下去，他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血液上的动力，这一点是共通的。

        第二，这些人都经历了曲折的人生。

        习近平刚9岁的时候，父亲就被打倒了。习近平、李克强包括王岐山都在农村度过了年轻时最好的时光。这不仅是物质上的受苦，更多是精神上的，他们属于从云端跌落到尘埃当中，经历了心理上和精神上的炼狱。

        第三，也正因为这种从高到低，再一步步走上去的经历，使得他们真正了解这个社会。

        所谓“接地气”，不是能够装出来的，而是因为他们在社会最底层生活过。在青年时期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使他们对社会有深刻了解。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曲折，知道稳定的意义，政治上也是成熟的。

        习近平从大队书记一步步做起来，用了30多年，没有落下任何一个坎。

        他们每一个人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工作过，所以他们非常了解这个体制，他们了解这个体制胜过了解他们的body（身体）。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遇。

        第四，这一代领导人对外部世界有深刻理解，比如，习近平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就到美国待了3个月，王岐山在欧洲学习过，他们知道外部什么样。

        第五，他们的从政经历就是改革开放的经历。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也是他们差不多开始踏入政界的时期，他们知道改革是怎么起来的、有哪些问题、经历了哪些波折。

        这五个条件使这一代领导人确确实实是中国的福音，中国有幸有这样一代领导人在今后10年可以领导中国。

        习近平个人的经历、家庭背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以及对改革的理解，无人能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