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观察 | 穆加贝来了，中国人民最老的“老朋友”

        近年来几乎每一名非洲威权统治者的存废兴亡，都会有人有意无意联系到中国身上，并一概冠名为“中国的老朋友”。

        事实上如前所述，在冷战结束前，非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威权或准威权体制，不论东方、西方国家，在非洲“交朋友”的对象，也注定只能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威权者，甚至独裁者，美、苏、英、法概莫能外，中国自然也是如此。

        自二战后至今，那些或身败名裂、或善终谢幕、或仍在挣扎的独裁者、威权者，和中国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货真价实的“老朋友”

        其中最“老”的老朋友莫过于埃及总统纳赛尔，埃及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打交道、第一个做买卖（1953年4月，埃及纳赛尔政府委派商人昆地来中国推销棉花成功），第一个进行高层会晤（1955年万隆会议前夕，周恩来总理在缅甸仰光机场亲自迎接过境的纳赛尔，并一同下榻缅甸总统府内，进行了直接会谈）、第一个相互承认并建交（1956年5月30日，埃及政府不顾西方强大压力，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非洲国家）的非洲国家。中国对非的一系列纲领性政策，如《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等，都是在与纳赛尔打交道时共同提出的。此后埃及先后经历萨达特、穆巴拉克以致如今的塞西强人政权，期间先亲英，后亲苏，再后亲美，但和中国却始终保持密切、融洽的关系。

        另两位“铁杆”老朋友是泛非主义领袖、几内亚开国总统塞古•杜尔和加纳开国总统恩格鲁玛。中国曾赠送杜尔和恩格鲁玛各一架国产“直五”直升机，因当时“大跃进”造成飞机质量不稳定，周恩来曾要求有关方面在直升机交付前“先让我坐一下试试”，几内亚金康水电站是中国迄今援非最大两个项目之一。1964年1月2日，恩格鲁玛在总统府遇刺，在搏斗中面部被刺客咬伤，躲进城堡避险，并停止一切外出活动，正进行非洲十国之旅的周恩来总理此刻在北非突尼斯访问，他权衡再三，不顾风险，和随行的外长陈毅坚持按原计划访问加纳，并顾及恩格鲁玛个人安全，免除了机场迎送等一应礼节，将外事活动安排在其避险的城堡。由于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类似情况下过门不入，周恩来此举给恩格鲁玛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1966年2月，加纳发生“二•二四政变”，正在越南访问的恩格鲁玛被推翻，中国不仅继续给予恩格鲁玛国家元首待遇，当年6月27日至7月9日，亚非作家协会在中国开会，仍应加纳作家协会要求，发表了严厉谴责加纳军事政变、支持恩格鲁玛重新掌权的决议，这也是非洲以外最后一个支持恩格鲁玛的决议。

        此外，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赞比亚的卡翁达，也属于这类“铁杆”老朋友，坦赞铁路是和金康水电站齐名的援非最大项目，坦桑尼亚也是非洲绝无仅有模仿过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国家（当然，结果很不理想），此外，这两个国家和中国的军事合作也很密切。

        ——原先关系平常或险恶，后来变成“老朋友”

        最典型的是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蒙博托身为卢蒙巴政府总参谋长，却发动政变推翻了卢蒙巴政权，而卢蒙巴和中国关系友好，因此最初中国和蒙博托关系紧张，甚至组织过“大批判”，而蒙博托则一心依附美国、比利时和法国。七十年代初，出于“三个世界”、“反殖反霸”等考量，当时的中国和美国、西方关系有所改善，而将苏联当做最大假想敌，亲美反苏的蒙博托也悄然从“反革命”变成“老朋友”，甚至到了专门让景德镇为蒙博托烧制瓷器的地步。蒙博托垮台后，原本亲卢蒙巴、后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卡比拉父子相继上台掌权，继续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这两位在丛林游击战时期就通过坦桑尼亚和中国继续交往，小卡比拉甚至曾留学中国国防大学，他们倒应属于前一类即“铁杆”老朋友。

        苏丹的例子则有所不同。

        尼雷尔时代中国和苏丹关系良好，但并不特别亲密；巴希尔1989年上台之初，中国和苏丹的关系也只能用“正常”来形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公司在苏丹发现石油，随即双方都从合作中取得丰厚利益，加上巴希尔因南苏丹和达尔富尔问题和西方闹翻，“老朋友”的帽子也便“戴起来正好”。但这种“老朋友”间的友谊，显然带有更多利益和实用主义色彩，中国并非无条件支持苏丹，苏丹也曾在石油招标等中国利益攸关问题上让中资公司“吃药”。

        ——原本关系平平，后来有所改善但并非“老朋友”甚至未必能算朋友。

        这类关系的典型，是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和许多人的第一印象相反，中国和卡扎菲关系疏远，更无意识形态方面的亲密关系。

        卡扎菲在中国“文革”期间靠政变上台，并很快以领袖、导师自居，这引起同样自称“导师”的毛泽东反感，整个“文革”期间，利比亚一直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而中国则对卡扎菲持批评态度，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角力中，非洲独立国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中国，而利比亚却是寥寥无几的异数之一。

        1978年8月9日中国和利比亚建交，但双方的关系仍然不冷不热，80年代利、美武装冲突频繁，当时和美国关系密切的中国政府隔岸观火，利比亚的军火主要来自法国、苏联和意大利；2003年，联合国解除对利比亚制裁，三年后，美国将利比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上删除，卡扎菲迅速转向，和欧美打得火热，他的主权基金成为华尔街投资经理和欧洲金融掮客争相奉承、延揽的对象，他的儿子萨阿迪可以去意甲踢球，赛义夫则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常客，而中国则被冷落——所谓“核扩散”问题被他当“投名状”扔到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面前只是其中一例，在几轮政府石油区块招投标中作梗，令中国油企一无所获，甚至中国搞“迂回战术”，中石油2009年试图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韦伦尼克斯能源，借后者的壳进入利比亚石油产业，也被卡扎菲设法说服韦伦尼克斯将股权卖给利比亚主权财富基金搅黄。战前中国在利的大型项目，主要是基建项目，这原本就是中国的强项，或者说是欧美的弱项，即便非洲少数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也同样有中国工程公司承接这些工程。

        更敏感的是，卡扎菲和台湾关系暧昧。且不说他“远朋班”的台湾背景，光2006年陈水扁环球“拼外交”唯一受欢迎落脚地，和此前赛义夫的台北之行，就足够让中国政府恼火。不仅如此，一心想当“非洲王”的卡扎菲在2009年之后一方面鼓吹“非洲合众国”，另一方面不断抨击中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他的前外长穆萨•库萨曾对埃及《中东日报》称，中国在非洲“不仅是正常贸易目的”，他本人未出席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更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中国新殖民主义”，甚至2011年1月，也就是“利比亚之春”爆发前夕，他还在亚的斯亚贝巴阿盟会议上表示，要率领非洲各国“抵抗中国新殖民行为”。在谋求阿拉伯霸权受挫后，卡扎菲一心做“非洲王”，对于在非洲影响日益扩大的中国，他是视作“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对手的，这样的“老朋友”，说“徒具虚名”都略嫌夸张。

        ——自始至终和中国无甚瓜葛。

        这类非洲威权主义者数量也并不少，其中“大名鼎鼎”的，包括“地球上最后成立的帝国”——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一世，乍得前总统哈布雷和古库尼，和利比里亚的一连串臭名昭彰的独裁者（多伊、泰勒、约翰逊），他们曾在特殊历史阶段获得某个洲外大国的扶持、庇护，又因时过境迁、大国利益发生变化而被抛弃，他们和中国要么只有较平淡的关系，要么连外交关系都没有或不能始终维持，他们当然不是什么“中国的老朋友”，稍稍了解非洲掌故者也不会如此评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