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巴迪欧的一记耳光

左翼的反犹主义？

        世界范围的反犹情绪又在令人不安地抬头。“思想周报”8月4日曾经介绍过《新闻周刊》的专题报道《犹太人再度逃离欧洲》和意大利著名左翼哲学家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反犹言论（http://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652）。

        15日，英国记者Brendan O'Neill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称，在英国，反犹主义变得更为精致，“把犹太人是杀婴者的这种古老歧视剪切粘贴一下，用到以色列身上去”，同时“英国的左翼们拍拍各自的后背，庆幸抵挡住了反犹太主义的诱惑。”

        墨西哥历史学家克劳兹(Enrique Krauze)在《纽约时报》上发文说“反犹搅动拉美”。克劳兹认为，加沙地区战事升级，在欧洲惊醒了反犹主义这个沉睡的怪兽。虽没有欧洲严重，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怪兽也开始搅乱拉美。除去政府方面的谴责，在西班牙语社交媒体中，出现了大量反犹的谩骂。

        作家博尔赫斯曾在1938年描述阿根廷乃至整个拉美的反犹主义是欧洲模式的“复刻版”。克劳兹认为，拉美反犹仇恨基于两种论调：一是西班牙天主教反犹太教的古老传统，二是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人的种族主义。然而近年来，这些仇恨被第三种因素增强了，那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在右翼之外，它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意想不到的偏见：左翼的反犹主义。

        伦敦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里克·海因策（Eric Heinze）也在“对话”网站（theconversation.com）上发表了对瓦蒂莫等知识分子反犹言论的看法。左翼如何在社会问题上构建犹太人（how the left socially constructs Jews）是海因策关心的问题。他还举了当代著名犹太裔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例子。巴特勒是“酷儿理论”的重要理论家。以色列正积极地用她的“粉红清洗”（pinkwashing）策略，将自己定位为中东地区唯一对同性恋行为友好的国家，在对巴勒斯坦人施以暴行的同时，打造其“支持酷儿权利、进步、民主”的全球形象，其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被评为世界上对同志最友好的城市。

        对于“粉红清洗”，学者加丝比•普尔(Jasbir Puar)很早前就尖锐地指出，“以色列通过这种策略重述了它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以色列是文明的；巴勒斯坦人是野蛮的，恐同的，不文明的，是自杀炸弹狂热分子。”然而，海因策发现，真正的问题是：与众多学者们的观点相左，以色列并没有使用马基雅维利式的计谋来为同性恋问题立法，以减少人们对巴以冲突的关注。海因策叹道，哲学的历史被那些天才的洞见点亮，但同时他们对于当时当日某些争议问题的态度最终并不忠实于他们自己的理论，也对解决问题本身没有帮助。

        

巴迪欧的一记耳光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是个让人头疼的激进左派。今年7月，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哲学教授Georges Bensussan在《解放报》（Libération）上发表题为《极右只能想想的事，极左做到了》（L’extrême droite en a rêvé, l’extrême gauche l’a fait）的文章，控诉巴迪欧和一些极左翼人士通过乞灵于法国人的反犹情绪来谴责以色列。

        11日，巴迪欧在《解放报》上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反驳，称自己被莫名其妙安上了一个“极左翼反犹分子”的称号。巴迪欧说，“极左翼反犹主义”是一个荒谬的表述，他的任何一部书都不可能找到被称为反犹的句子。他对任何国家都没有爱，别说以色列，就是法国也一样。“如果真有问题，可以去法院起诉我……当然，我对法院也没有爱。”巴迪欧说，“如果我遇到Bensussan教授的话，我会直接给他一个耳光，这是给他的诽谤修辞一个当之无愧的奖励。”

        巴迪欧称这位“诽谤者”对他2005年的书《“犹太”一词的使用》（Portées du mot "juif"）的引用全然不对，只为断章取义。他在文后附上了塞西尔·温特（Cécile Winter）对Bensussan的详细质疑。温特写有《为何“犹太”一词变得不可读》一文，曾经加入到巴迪欧的论文集《论战集》（Polemics）中。

        在欧洲国家中，法国拥有最多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法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长期争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反犹主义问题，从让-保罗·萨特1946年的《反犹主义和犹太人》、德里达的《战争诠释：康德、犹太民族与德国人》到布朗肖的《灾难的写作》，一直未曾停歇。即使朋友之间，立场也是截然不同：德勒兹曾表达了他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而福柯则是强烈的亲以色列立场。如今，在意识形态之外，辩论变得越来越针对个人。巴迪欧曾在此问题上引起了很多非议，其首要批评者是巴黎七大的当代文学教授埃里克·马蒂（Éric Marty）。早在2000年，马蒂就开始批评对巴迪欧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巴迪欧的《“犹太”一词的使用》发表之后，马蒂也随即出版了《与阿兰·巴迪欧的争论》一书，控诉其有反犹主义倾向。

        

汉学家李克曼去世，在西方最早揭露“文革”

        据法国《世界报》（Le Monde）报道，11日，著名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在澳大利亚堪培拉逝世，享年78岁。

        李克曼出生于比利时，曾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法律。1955年赴中国旅行时，爱上了这个国家。之后在中国台湾学习语言、文学和艺术，并作为比利时的外交官在香港地区工作。1971年，李克曼应澳洲国立大学柳存仁教授邀请，赴澳洲国立大学讲授中国文学。

        李克曼最著名的著作是以笔名西蒙·莱斯(Simon Leys)出版的《主席的新衣》一书，最早在西方对“文革”进行批判和揭露，受到许多法国左翼的攻击。据《世界报》报道，1971年，一个署名为A. B.的记者在该报上将此书作者描述为一个“居住在香港，用美国人的流行方式做学问的法语‘中国观察者’”，他“从英国殖民地获得不可靠的消息，也从没体验过他所说的事情。‘文化大革命’被他简化成派系间的争斗。”

        如今，事实证明了法国知识界的错误。近日，法国文化交流部部长 Aurélie Filippetti 女士向李克曼表示哀悼。Filippetti 女士认为，在西蒙·莱斯的笔名下，李克曼的文学作品、教育事业和翻译作品（《论语》等）为法国能够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切实国情做出了很大贡献。

        

高官、“叛国者”、东欧专家——莱昂哈德的传奇一生

        据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网站报道，17日，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hard）病逝。莱昂哈德出生于1921年，是“乌布利希十人组”（Ulbricht Group）成员中最后一位去世的，其一生充满传奇。“乌布利希十人组”是以沃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为首的德国共产党骨干，因受纳粹迫害逃往苏联。1945年后返国后重建共产党组织，其中多人担任东德高官。194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成为东德唯一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莱昂哈德任该党秘书长，乌布利希则是东德首位领导人。

        1949年，莱昂哈德察觉到乌布利希领导的东德正在走斯大林主义道路，便趁机借道捷克斯洛伐克逃往铁托的南斯拉夫，之后又去往西德，成为政治评论者。1958年，莱昂哈德从牛津大学毕业，赴美教授俄罗斯及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他最著名的学生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抉择时刻》（Decision Points）中，小布什曾说：“让我最难忘的课程之一是苏联历史，授课老师名叫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来自民主德国。莱昂哈德先生童年时期逃离了纳粹德国，在苏联长大，他的母亲在斯大林时期被逮捕。他原本准备成为一名东德官员，可最终却叛逃到了西方。他用浓重的德语口音描述了他当时看到的各种情形。在听过他的讲座之后，我对苏联或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

        莱昂哈德著有《革命的孩子》（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一书，写作于1955年，颇为畅销，是东德的地下“读品”之一。

        

美国的“自由意志派”时刻来到了吗？

        自由意志党 (Libertarian Party，又称自由党) 是美国“第三方政党”（共和党与民主党以外的政党）中最大的一个党，同时也是成长速度最快的一个党。在全国性民调中，自由意志派的支持率一直都不如主要两党，但是在网络上，自由意志派是美国人最爱的一个派别。除自由意志党以外，近年来时有新闻爆出的茶党也属自由意志阵营。

        Libertarian并不是一个很好翻译的词，它通常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治上的小政府等，一般被称为“自由意志派”或谓“放任自由派”，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略有区分，这种意义上的libertarian一词最初由奧地利学派的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提出。

        最近，美国多家媒体就“自由意志派时刻来到了吗”这一问题展开大规模讨论。首先是评论员Robert Draper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长文，讨论“自由意志派时刻”的可能性，吸引了很多评论。随后评论员Jonathan Chait撰文指出，真正的独立投票显示，年轻人比他们上一辈人更亲政府，他们看起来可能是比较温和的反战自由意志派，但他们并不会支持自由意志派的政治议程。著名经济学家、专栏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则不无善意地讥讽了一把，在题为《自由意志者的幻想》的文章中，他说，当涉及到物质世界时，自由意志者就生活在幻想中。自由意志党领袖Paul Ryan就曾说我们活在安·兰德（Ayn Rand，《阿特拉斯耸耸肩》作者）的小说里。自由意志者对社会的看法离现实太遥远了。

        《大西洋》月刊的政治评论员Conor Friedersdorf认为上述论者都太过悲观，自由意志论在美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了。Friedersdorf举例说，男人不再因涉嫌同性恋性行为而被捕，目前还没有新的征兵，不再有价格管制，少有人半夜里被穿着作战服的警察敲门带走，这就是自由意志论的胜利。美国人不应再向往乌托邦，但应该结束毒品战争及对大众的监视，竭力扩大自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