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张维为“中国模式”，学者表示“民主这个旗不能丢”

　　张维为“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本《中国超越》日前出版，8月6日，张维为在上海和学者童世骏、寒竹、罗岗、吴新文、季桂保、史正富等围绕中国模式、中国话语自信、文明型国家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对张维为的观点，有赞同也有质疑。

《中国超越》是张维为“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本。

        2011年，当“中国模式”还在被争论的时候，张维为那本为“中国模式”辩护的《中国震撼》成了当年畅销书，在那本书里，张维为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之后几年，“中国模式”的讨论逐渐冷却下来。中国经济持续走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他又出版了《中国触动》。最近，他的《中国超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他完成了“中国三部曲”。

　　从2011年以来，伴随着“中国三部曲”的出版，对张维为的争议始终存在，他在书中所鼓吹和思考的“中国模式”，也时常会被质疑。8月6日，张维为和学者童世骏、寒竹、罗岗、吴新文、季桂保、史正富等围绕中国模式、中国话语自信、文明型国家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张维为的观点，有赞同也有质疑和商榷。

　　《中国超越》和《中国触动》、《中国震撼》的思考逻辑是一致的，继续阐述了张维为所理解的中国模式与中国崛起之路。在这本书中，张维为更为乐观地认为，在经济总量、百姓资产、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和制度安排等领域，中国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了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只要继续努力，最终也可能超越。在书中，张维为认为中国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逻辑、计划和目标。中国模式最大程度地确保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和资本达到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这也是多数中国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

　　作为“中国模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张维为在座谈会上认为，“不是说‘中国模式’好到天上去了，它有自己的问题，但在全方位的国际比较中明显胜出。”对于中国的制度，他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的平衡，“‘中国模式’尽管还在完善中，但中国的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的平衡确实更加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这应该是过去三十年，多数百姓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

　　张维为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是时候，实质在也是讨论中国的特殊性。对中国特殊性的争议，并非只是这几年的事情。参加座谈会的华师大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就提到了1938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一次对话，在那次著名的对话中，梁漱溟认为毛泽东太忽视中国的特殊性，而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太忽视中国的普遍性。但就在当年的10月，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张维为在这本书中，对中国的未来是十分乐观的。但童世骏教授认为，作为执政党在强调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要对我们的问题和挑战有足够的反省，这个背景是很突出的。”“我们的传统，中国人最重要的意识是忧患意识。如果倒过来，执政党乐观得一塌糊涂，老百姓忧患得一塌糊涂，那就出毛病了。幸运的是，我们执政党忧患意识很强。”

　　在张维为的著作中，他通过比较中、美、欧的政治制度运行模式、效率等，来强调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但在这背景下，童世骏教授认为，“民主这个旗不能丢。我们可以对民主做不同的解释，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因为民主有局限性，我们就搞另外一套。民主价值在任何时候都要高举。”在童世骏教授看来，民主后面的价值是自由、平等、团结，这是它的价值基础。“西方的自由只讲消极自由，平等只讲形式平等，团结只讲抽象团结，少讲具体团结，我们可以多做这样的文章。”他同样认为，党内民主和协商民主，也可以在此背景下做论证。

　　张维为在“中国三部曲”中的一个立论核心是“文明型国家”的概念。美国哲学家罗素在结束访问中国后的1922年就提出，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认为文明实体。童世骏教授在座谈会上认为，“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其实可以好好研究，首先是它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当梁漱溟在说中国是文明国家的时候，他是用天下观念来说的，而天下观念和国家主权观念是冲突的。“在当今世界上，恰恰是中国最强调国家主权。”来自华师大的罗岗教授也认为，在谈论“文明型国家”的时候，既是对民族国家的超克（编注：超克，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曾出版《近代的超克》一书，词意内涵包括超越、克服等。），又不能放弃民族国家的内涵，“否则的话，就回到了天下的概念了。”

　　张维为讲“中国超越”，经济学家史正富在座谈会上则认为，在超越之前，可能还得有一个阶段，“西方文明价值观和东方文明价值观融合，涌现出来一个面向未来、全球化意义上的价值体系。”罗岗教授同样也认为，在讲“超越”的时候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一定要走一个赶超型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