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重重︱福将（上）：“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小时候读《说岳全传》，印象最深的便是牛皋。岳飞手下良将多矣，如张宪、杨再兴、岳云等，但才智有限、言行粗鄙的牛皋却总能靠着自己的好运屡建奇功，如第三十二回《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节梦虎谐婚匹》中，牛皋“吃得大醉，反打败十万番兵，得了大功”。正应了北宋人魏泰在其笔记《东轩笔录》中所说的：“古人有言，知将不如福将。”

        波诡云谲的情报战场，生死常系于一线之间，相较于常规战场，风险犹有过之。敢吃情报这碗饭的人，才智不知胜牛皋几许，然而这却不够，能坚持到最后胜出的，往往还是逢凶化吉的福将。

        左翼文学大将夏衍以戏剧、电影剧本创作名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就在潘汉年领导下，以公开的文化人身份为掩护，秘密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彼时杨度表面上是杜月笙的老师和食客，实际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常经由杜月笙为中央特科搜集各类情报。潘汉年安排与杨度接头的，就是夏衍。之后抗战爆发，夏衍辗转香港、广州、重庆多地，抗战胜利后重回上海，不久又回香港，协助潘汉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参见黄祥豫主编《潘汉年在上海》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

        李克农之子李力在《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一书中说:

        夏衍与父亲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互相知名，但不认识。1937年，他们在半公开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初次见面。谈话中，夏衍发现父亲虽非文化人，但对文艺界情况十分熟悉，如某作家是哪里人，某人在监狱里用了什么假名，某人在上海有较好的社会关系等等，一清二楚，令他感到惊讶。这是因为父亲在国共谈判中，交涉释放政治犯，调查研究做得非常细致。谈话结束出门时，父亲向一警卫做个手势。夏衍以为是要给他叫车，便说：“不用，我离这儿很近。”父亲说：“不，先去看一看，弄堂外边有没有‘狗’？”停了一会儿，没有发现情况，两人才握手告别，父亲加重语气地说：“听说你是福将，在上海没有被捕过。但是，愈是这样愈要当心。不要以为蒋介石会发善心，一边在放，一边在捉，即使国共合作了，也还要格外当心。”

        此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夏衍一直安然从事着文化工作和地下情报工作，“福将”之名，信非虚誉。也不知是否与李克农的提醒有关。

        与夏衍这位文化人相比，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陈养山是本色当行的情报工作者。陈是“老特科”。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1928年4月，陈养山被调入中央特科，参与中央特科的创建，自此开始情报生涯。

        事实上，早在1924年陈还是个武汉钱庄店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地下活动。他所在的钱庄被中共武汉地委定为交通站，由于前来找陈养山联系的人实在太多，甚至引起了钱庄老板的注意。此后，从1925年5月调上海共青团中央工作开始，到1940年6月奉调回延安为止，陈养山辗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多地，一直在国统区从事情报工作，长期与国民党特务周旋，从未失手。其间最凶险的一次经历，便是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幸得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身边、担任徐秘书的钱壮飞及时告知，曾与顾顺章一起工作的陈养山被周恩来安排转移到天津，逃过一劫。恽代英、向忠发、蔡和森这些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则因顾顺章叛变而遭捕获、杀害。

        据说，曾经有许多人问过陈养山：“你长期在龙潭虎穴中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敌特怎么没有发现你？难道你有什么秘诀吗？”陈养山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秘诀，只要胆大心细，沉着机警，临危不慌，守口如瓶，就能避免出事。”

        这些话虚头巴脑的，说了等于没说，真个是守口如瓶。还是陈的夫人章素贞实在，她爆料说：“其实他还是有诀窍的。第一，他外出办事不坐车。这样，发生险情可以马上躲掉，而且常步行既能熟悉街巷环境，又能锻炼身体，还能为党节省经费。第二，他不轻易照像。这样敌人不容易掌握他的容貌形象，能避免敌人的追捕。第三，他办事从不作记录，凡事都记在脑子里，能避免泄密。”有了这些经验之谈，福将的成功，可以复制。

        不过这也怪不得陈副检察长，他守口如瓶惯了，须知，就连他自家老婆，也是“直到1940年陈养山回到延安，组织上向章素贞说明真相时，她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上述陈养山事，均来自张显辉《中共隐蔽战线精英——陈养山》一文，载《大地党刊》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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