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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创新要靠企业家

澎湃记者 郑景昕
2014-07-08 20: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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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  新华社 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在1982年就认识了杨小凯,那是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计量经济学会上。杨小凯在会上讲的分工理论对张维迎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并对其后的学术研究很多启发。

        在7月5日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张维迎阐述了“修整的斯密增长模式”,其中就有杨小凯提出的企业家无法定价的重要观点。

        张维迎认为,从创新推动发展来讲,政府永远是无能为力的,政府要做的是怎么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怎么提供一个有效的法制环境,怎么让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自由。其他的,应该由企业家去做。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发言实录:

分工与创新的交互影响

        我想在座的各位中,认识小凯的时间我可能排在第二,排在第一位当然是小娟(编注:杨小凯夫人)。我1982年认识小凯,当时在西安开全国计量经济学会,他在会上讲了他的分工理论,这个给我印象很深。跟小凯交往之后,他对我后来的学术影响也很大,包括科斯的企业的理论是他介绍给我,我翻译成中文发表的。还有好多一些新的理论我也是通过他才了解的,学到的。

        下面我讲“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式”,我们知道亚当•斯密的理论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市场如何协调人的经济行为,是个人追求自身追求的利益变成社会财富的增长率。第二就是分工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

        后来我们知道经济学家放弃了第二个方面,但是对第一个方面就变成市场均衡理论,即主流经济学。后来经济学家专门去研究了市场之后,我理解,主流经济学理解的市场跟亚当•斯密理解的市场不完全一样,因为亚当•斯密的理论里面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

        主流经济也在思考增长,后来我们得到新古典增长模式,就是从要素的增长看GDP或者财富的增长。那无论是外生的技术进步,还是内生的技术进步,本质上都可以理解为新古典的增长模式。

        这个模式我想只是一个数量的堆积,它本身没有结构,没有机制,就是资本怎么积累的。二战之后,各国采取经济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就是说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要靠资本的积累,靠私人企业做不成,要靠国家,要有国家的力量来进行积累,这是二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方式。

        斯密的增长模式我归结起来很简单,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本质。这个国家财富怎么增加,其实很简单,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这靠什么?就是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怎么来的?就来自分工,小凯的大量工作就集中在研究分工怎么导致生产率的提高,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

        那分工又是靠什么呢?靠市场规模。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内需之类的,市场规模跟收入有关,也可能和人口有关,但是首先必须是市场,这是亚当斯密的一个核心观点。

        这样倒过来我们讲如果市场规模越大,那分工就可以越细,当然这个观点我想不是亚当斯密最早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荀子就提出这个问题,然后西方像色诺芬的经济学也特别强调,市场规模怎么导致分工的细化,很简单,像色诺芬讲,如果一个村里面,你不可能有任何的专业人员,因为养活不了任何一个人,但是如果好多村并在一块儿来交易的话,就可以出现分工。这个道理很简单,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创新就越快,技术进步创新越快,经济发展就越快,经济发展之后财富增加了,就变成新的时代,这样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正循环。

市场是企业家创造的

        但是原始的斯密模型,我理解了它是有问题,市场本身是怎么出现的?分工是如何形成的,怎么就突然之间从没有分工变得有分工了?我们看现代近代分工如此之细,几乎没有一个产品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生产的,还别说单个人,哪怕这样一个讲义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生产的,是全世界合作的结果。那这是怎么出现的?那这个创新是怎么来的?我们生产提高要创新,创新怎么来的?

        那在亚当斯密的这里面是不明确的,或者是没有答案的。这个答案在哪儿呢?就是100多年前熊彼特提出这样一个企业家精神,另外企业家本身,甚至在更之前萨伊的书里面有非常重视企业家,但是真正把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的那是熊彼特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

        他的思想切入到亚当•斯密刚才讲的这样一个大循环里面,放在那个中间,那这个中间市场怎么出现的?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靠企业家发现的。企业家做的事情不是一个市场存在我满足它,这个市场原先没有的。最简单的微信,现在好多人听我在讲也在用微信,原来是没有的,他就是企业家发现的,我们手机所有的,200年出现的新产品市场原来都不存在,比如方便面,没有市场,就是企业家创造的。所以企业家首先是创造这个市场,发现这个市场。

        分工怎么形成的?分工也不是自然存在的,我找工作就已经有这个工作了,分工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这一点我们说软件,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微软谁创造的?就是比尔•盖茨创造的,那比尔•盖茨之前没有软件。

        如果没有这个企业家,那这个分工本身就不会出现的,熊彼特本身他讲的主要体现在创新,每一个创新都是企业家做出来的,而且创新与分工之间他是有相互关系的,没有创新,分工就不可能。

        我刚才讲的方便面,如果没有方便面机器的创造,就不可能有方便面市场,因为按照我们过去手工擀面我觉得不可能养活得起这样一个产业,只有出现了机器干面,机器压面机,最后方便面才可以大规模的生产。所以两者的影响是相互的,创新在影响分工,分工在影响创新。

        那么技术进步分工以后,导致劳动生产的提高,那我们知道财富就增加了,每个人工作时间越短,财富更多。那这个财富本身一个结构变化,因为人类不可能随着劳动生产不断提高,原来每天吃一斤粮食,以后吃两斤、三斤、100斤这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这个结构的变化。那这个结构的变化,这个财富怎么奠定市场?仍然是企业家。

        中国现在说产能过剩啥意思,不是说我们人的欲望饱和了,产能过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家仍然没有把新增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所以他们还聚焦在原来的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这就出问题了,全世界都有这个过程,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企业家。

        那黄教授刚才讲的,小凯讲分工,我想小凯有一个问题他总是想着他的理论纳入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我觉得这本身是有一定局限的。我们不仅市场在协调分工,其实企业家本身就是一个分工的协调机制。当你生产衣服还是生产粮食的时候,这个人他都得考虑,这个人干什么,他绝对不会闭着眼睛抓阄我随便选一个生产衣服还是粮食。企业家不是我们原来像马克思描述的,盲目的,是没有任何计划的,人类跟动物不一样的最伟大之处,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计划的,每个人都有计划,只是有些人计划好一点,有的人计划的不好一点。这个要谈协调,一定离不开企业家,如果离开企业家谈协调,我觉得不是现实的经济真正的协调。

        我再强调一下,企业家每做一件事他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也可能他判断会失误,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他协调功能的来源,小凯两本书索引里面没有企业家这两个字,这里面我认为他对企业家这个功能的认识,他对分工的认识非常充分,但是在企业家功能的认识他不够充分。

企业家就做两件事:套利与创新与创新

        企业家究竟做什么?我总结两件事,第一就是套利,均衡是没有利润的,均衡就是所有收入都是成本,只有不均衡才有利润,企业家就是因为有发现赚钱的机会,所以他不断的发现不均衡,然后再创造,使得不均衡慢慢走向均衡,这时候,他就另一个工作,就是创造出不均衡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电脑生产都均衡了,中关村当年电脑公司赚钱赚什么?赚搬运工的钱,卖一台电脑赚的钱没有卖一张天津煎饼赚的多。但是苹果,乔布斯他打破了这个均衡,他生产出平板电脑,这就是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工作。

        第一个企业家重要的工作就是协调,就是怎么样发现不均衡,熊彼特创新了打破不均衡,比发现不均衡变得更为重要。当然现实中这两个经常搅在一块儿,让我们没有办法区别,我们也知道熊彼特关于创新讲了一些什么。熊彼特讲的都是引进引进,发现发现,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其实都是一个结构的变化。

        再进一步我们可以讲创新,这个结构怎么变化?这个新产品怎么出现?最初就是某些人脑袋里的一个想法而已,而且这个想法大部分人是根本不认同的,这怎么可能赚钱呢,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企业家,他们把这个想法变成消费者愿意买单。弗兰克•奈特在1922年的书里面就讲,谁在预测消费的需求,不是消费者自己,而是生产者,也就是企业家。

        那么我们有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每一种新产品刚出现的时候,一开始认同的人都很少,黄教授刚才讲的金融的重要性,那你在个人不愿意买单的时候,你未来会买单那你先要垫钱,你研发,要生产,这时候经营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讲联邦快递,联邦快递这个想法就是斯密斯在1973年,还是哪一年的时候,是耶鲁上学的一个本科的论文,在美国的标准里面,是刚及格,但就是这个论文最后变成了联邦快递公司。

        那么企业家就是不断的要发现预测这些新的东西,200年前我们人类所有使用的产品,按照现在的零售商的统计口径的话就是10的2到3次方,也就是上百种,现在呢,10的8到10次方,我们看看我们今天使用的大部分产品,30年前我们都想不到,200年前我们更想不到,200年前谁预测说人类的农村劳动力会降到10%以下,那这些人干什么去?我们吃什么,不会想到的,但是就是企业家不断地把这个数字往上加,这就出现了我们整个200年的经济发展。

        那我稍微强调一下企业家在发现市场在创新,创造一个新的分工的时候,他面临着什么?不是我们传统上讲的risk,而是uncertainty。Risk是定量的,因为它是一个概率,而uncertainty是不可量化的,没有概率分布的,没有先验的概率的。

        40年前,任何统计都没有告诉比尔•盖茨未来软件产业怎么发展,100多年前,任何统计都不可能预测说汽车会怎么发展,那同样今天也没有任何统计能够预测我们未来有哪些产业,这就是企业家伟大的工作。企业家就是靠我们人的一种想象力,企业家要看到未来,他就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或者叫一种自信,我们忽视的东西他发现可能是一个商机,这些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我跟小凯交流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小凯提出企业家的这个功能不能进行定价,所以需要企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为什么不能定价?就是因为一个想法没法用统计来验证,如果人们相信了你,以后你就没有办法赚钱,不相信你也没法赚钱,所以你才有自己操手去干,最后有人买单了你就赚钱了,我觉得这个说法,间接定价理论,是小凯关于企业一个重要的贡献。

        当然所有企业家他的预测都面临大量的不确定性,你可能完全预测就是错误的,我们看到马化腾成功,看到马云成功,其实有很多人失败了,谷歌背后死了一大批企业,这就是说你要有很大的持之以恒,跟一般人不一样,企业家可能就不是一般人。

        大数据不可能代表企业家,你利用大数据变成乔布斯,变成比尔•盖茨,不可能的,乔布斯、比尔•盖茨、马化腾、马云这些人面临的问题不是大数据能解决的。而凡是能用大数据能解决的问题都是企业家关心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这个企业家能不能数学化发展,这就是最难的地方,可能会有争议,我现在是持悲观态度,包括鲍莫尔,试图模型化企业家,他90多岁了,仍然在工作,根据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人类有这样一种精神,他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但是人类没有办法把他真正模型化,一旦这种精神都可以模型化的,这种精神就毫不重要了,因为他就变成一个日常的工作了,只要受到一定的训练都可以完成了。

好制度才能产生企业家

        如果我前面讲的有道理的话,那企业家本身,人类从古到今有这种精神,从古代就开始,所以我们看到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面30多个企业家的例子,当然他不是现在比尔盖茨之类的,他主要是我刚才讲的套利型企业家。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这些人出现,这才是最重要的,第一个自由,人要有创新,你不要有那么多框框,当人们在地上走之后,怀特兄弟想着怎么飞上去,那么现在好比说美国有新的能源,或者今后任何产品都是离不开企业家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循规蹈矩的,咱们必须思想,心灵完全是自由的,这个国家的人思维不自由,我们很难想象会出现特别伟大的企业家。

        第二个预期要稳定的,因为创新需要时间,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他不能够预期到未来他成功以后享受这个成果的话,那么他是不会有这个创新的,当然这有私有产权的保护,没有私有产权保护,我们不要相信创新就是企业家,但我相信会出现一些的套利型的企业家,因为我在农村当人民公社的时候,那时候仍然有套利型企业家,因为头一天晚上天黑了,偷偷出去买一点东西,第二天早上卖了,这个交易就完成了,当然创新是不可能偷偷摸摸的。

        再看亚当•斯密讲这个话就很有道理,他说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再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了。你有了这些东西,你有司法制度,公平的司法制度,有安全,有和平,那就有预定的预期,税收不要太高,人类中极少那些人他就会蹦出来,他蹦出来就会发现市场,创造分工,技术进步等等的。

        最后一点就是产业政策,现在好多人相信产业政策,我是一直对此有怀疑,为什么呢?产业政策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我觉得这个假设完完全全不成立的,当然从我们历史来看,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但是政府有一些东西,就是人家发达国家很成熟的东西,早期上世纪50年代,比如炼钢造船人家都是成熟的产业,但是我们要往前走,中国未来我想我们不能老在发展中国家,不能老是山寨这些人的,我们要往前走,这个政府没有完全这个功能的,最典型的我们看最近过去几年光伏产业,光伏产业完全是企业家发现的一个新的产业,政府一旦被科学家认定这个好,就大规模扶持,结果就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政府不扶持,有些企业活,有些企业死,这个产业就是健康的。

        政府从创新推动发展来讲,政府永远是无能为力的,政府就干什么?我觉得政府就是一个,你怎么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怎么提供一个有效的法制环境,怎么让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自由,如果你一开始就否定人们拥有自由,你不能提供私有产权有效的保护,那这个国家永远是没有希望的,尽管短期内可以取得一定的进步。

        (本文根据张维迎7月5日在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举办的 “市场、产业与分工,中国的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纪念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录音整理:沈苗。标题为澎湃记者所加,未经作者审订。)        

        演讲人简介:

        张维迎:1959年生,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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