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发社论谈转基因风险：要警惕“超级杂草”

        近日，著名学术期刊《自然》发布了社论文章《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称如果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并不能阻止抗除草剂杂草的蔓延，社论以杂草苋藜（长芒苋）为反面案例说明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这篇文章在中国的转基因关注者中被广泛讨论，生态学家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这意味着美国的管理机构开始实质性关注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了。

        长芒苋被称为“超级杂草”，每天能长6厘米，最高能长达2.5米，其繁殖力极强，能年产600000粒种子，而且具有坚韧的木质茎，甚至能破坏除草设备。更让人担忧的是，流行的除草剂草甘膦对这一杂草越来越不起作用。

        社论表示，长芒苋的蔓延被普遍认为是源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这类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当时，草甘膦是极有效果的除草剂，只有少数杂草抗性案例。在种植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农田里使用草甘膦既可以高效除杂草，又不至于误伤作物，因此草甘膦除草剂被年复一年的喷洒在转基因作物上。

        然而长期使用相同的除草剂容易促进杂草抗性的产生，近年来，抗草甘膦的杂草开始在美国农田上肆掠，此后澳大利亚、巴西和阿根廷等转基因作物广泛种植的国家也相继出现了类似情形。针对这一情况，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正在展开最新一轮的杂草控制行动，它要求化工企业监测抗性杂草并上报。根据美国的规定，在种植转基因作物时，需要在附近种植不抗虫的作物，还需要土地轮作或每隔几年更换除草剂。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斌告诉澎湃新闻，这篇社论的发布说明美国的管理机构开始实质性关注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了：不管是管理者还是农民都开始意识到低估杂草产生抗性的后果。

        相比而言，赵斌认为中国在转基因研究上还有不少亟须改进的方面。比如在《转基因重大专项2015年度课题申报指南》中，“研究目标”里提到需要“提高公众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安全性评价的了解和认可，为重大专项产品产业化营造良好氛围环境”，赵斌认为这是以先入为主的认识作为目标，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可能难以进行客观研究得出真实结论。

        此外，赵斌还表示目前中国评价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的方法：“估计风险与效益的比例”，过于简单。在他看来，生命区别于非生命的最重要特征是繁殖，因此其风险会复制、传递甚至放大，要评价这种生命风险的时滞、累计和放大效应，应该有更高明的办法。他称“虽然中国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认识和重视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了，但所推荐的评价手段值得商榷。否则，花了重金在数年或者数十年后却没有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

        澎湃新闻：《自然》杂志发布了篇关于转基因生态风险的社论，近日您撰文评论了此事。这篇社论是某位学者的一家之言，还是能代表编辑部的集体表态？在转基因问题上，《自然》以前有没有过类似的举动？

        赵斌：一般来说，能发表出来，本身就代表了文章的内容是受编辑部认可的。是否代表官方的态度，这并不重要，因为Nature和Science之类的刊物更希望引导深层次的讨论，而杂志自己预设立场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这并不是这类杂志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社论并没有列作者的名字。

        在转基因问题上，我认为Nature和Science的态度是非常客观的，其实几乎所有的学术杂志都是非常客观的，没有一边倒的言论，支持争论和争议。我现在没有做过详细的调研，就从Nature网站中所列的相关文章中，就能找到好几篇关注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的文章。

        澎湃新闻：您的文章说，“普遍认为”超级杂草的传播是源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这样的观点是有严格的科学证明且得到了科学界的公认？有没有不同意见？

        赵斌：原文的用语是：“There is broad agreement”。对于案例研究，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在基因工程构造的跑步机上加速奔跑的作物生产》（编者注：该文介绍了一篇发表在《欧洲环境科学》的论文，论文称抗除草剂作物技术反而导致除草剂使用量的增加）。至于不同意见，盲目挺转者总是要说话的。

        澎湃新闻：您认为用多种除草剂对抗有单一抗性的杂草是“馊主意”，是因为这样只会延缓而并不会防止超级杂草的出现吗？在您看来，对抗杂草的更安全的方法是什么？

        赵斌：原文的用语是：“It is a flawed argument”。这种现象可以类比抗生素的使用与病原体抗药性的增强这之间的博弈。最重要的缺陷我在文中已经指出：“叠加众多耐受特性的处理可能会延迟抗性杂草的出现，但不会持续太久。杂草是非常狡猾的，农民们已经发现一些植物是可耐受五个以上除草剂的。”

        更安全的方法是在种植抗虫品种的转基因作物时，要求农民在附近同时种植非抗性植物作为害虫的避难所，以减少昆虫对作物抗性方面出现的选择压力。对待耐除草剂的作物，可采用类似的方式营造非抗性杂草的避难所，并要求农民每隔几年对作物或除草剂进行轮换。

        澎湃新闻：在文章中，您建议在与公众交流方面，应效仿美国，让公众来参与设计和监督一些实验。然而，目前在中国，有观点认为在转基因议题上公众参与的太多，而有些公众，或者是知名人士，并没有足够的科学素养，因此他们设计的实验并没有科学性，反而会误导大众。有人认为这类公众就不应该在转基因议题上发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斌：我想说，在转基因问题上，不让公众参与是不可能的，只能导致更多的误解和麻烦。为什么不能让公众参与？其实，转基因问题发展到目前举步维艰就是因为转基因研究中许多方面躲躲闪闪。随着中国公众的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以及网络参与度的提高，移动终端无所不在，传感设备无孔不入，在中国开展公民科学活动的时期已经到来。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没有听说过因为参与人数众多而导致谬论产生的。大多数有您所指出的那些言论的人士，其实也算不上对转基因问题了如指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问题是有争议的，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特别是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学影响，人类的认识还极其肤浅。

        澎湃新闻：近年来，转基因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也有很多争议。但不少在科学领域有发言权的研究者却在论战中缺席了。导致一些极端的声音、不科学的声音频频出现在媒体上，您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建议？

        赵斌：主要原因是盲目挺转者缺乏从正反两方面考虑问题的表态和行为，导致极端反转者抓住了一些把柄，肆意炒作，甚至谣言四起，而往往这些东西更容易流传开来。对于转基因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都应该如实地呈现给公众，所以，我认为吸引公众参与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不是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