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军事同盟，1914与2014有何不同？

        从去年下半年起，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讨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2014年将迎来一战爆发的一百周年纪念。第二，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对中国迅速发展怀有的疑虑和担心不断加深。第三，有关各方围绕叙利亚问题、克里米亚问题以及钓鱼岛和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出现的对抗持续升温。在此过程中，学者们不仅对一战的起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就2014年世界是否会重蹈1914年的覆辙进行了争论。

        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复杂的。我们既可以采用远因和近因的分析框架加以研究，也可以分别从结构性原因和行为性原因的角度进行探讨，还可以依据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特点实施解剖。限于篇幅，本文则试图集中于一个具体问题，即一战以前形成的同盟体系如何推动了一战的爆发，并在此基础之上将当前美国的结盟政策与之进行比较，从而就发生一次新的大国战争的可能性提出自己的看法。

1914年：欧洲的两个军事同盟

        19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欧洲先后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这两个同盟体系具有的一些特点，导致其成员国轻易走上了战争的道路。1914年7月28日，即距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一个月，奥匈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中，沙俄、德国、法国和英国便接连进入了战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首先， 构成了两个同盟的法律基础的德奥同盟条约（1879年）和法俄同盟条约（1892年）实际上都规定了“自动卷入”的义务。德奥同盟条约声称，如果缔约国之一遭到俄国的进攻，两国应以“其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进行互助；如一方遭到另一个大国 [指法国]的进攻，他方“至少”应采取善意的中立；但是，如进攻的国家得到俄国支持，缔约双方也应“以全部战斗力量”相互援助共同作战。法俄同盟条约同样如此。它规定，如果法国遭到德国进攻，俄国应使用其“所有可以获得的军事力量”进攻德国；如果俄国受到德国或在其支持下的奥匈的进攻，法国应用“所有可以获得的军事力量”进攻德国。

        这种自动卷入的义务就引发了一种特殊的现象：不是同盟中的强国可以限制弱国的政策，而是后者变得有恃无恐，轻易地将强国拖入一场服务于自己利益的战争。八月枪声正是奥匈先打响的，而其主要对手俄国则在两天后即实行了总动员并对奥宣战。可以设想， 如果奥匈不能确保德国的参战，俄国不能确信法国的支持，它们就不会那么轻率地走上战争的道路。就此而言，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两个同盟都 “鼓励了战争”。

        其次，在1914年的夏天，两个同盟都缺乏可以有力限制战争选择的和平力量。无论是其中的“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决策权都是处于以军方为核心的好战派的控制之下。

        在维也纳，当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年老多病的皇帝约瑟夫一世根本无法抵御好战派的压力。在圣彼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遭到了好战派的警告，即除非他能坚定面对俄罗斯的敌人，否则其皇位甚至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会遭受危险。在柏林，尽管德皇威廉二世已经推翻了俾斯麦的谨慎政策，但是军方仍然将其称为“胆小鬼”。为此，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他立即给维也纳开出了所谓的空白支票, 并多次表示“这次我不会让步”。

        与此同时，好战派还控制了社会的情绪。在奥地利、德国、法国、英国和俄国，疯狂的公众——特别是中上阶层的人士和青年学生——都成了战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高唱“爱国的”歌曲或高呼“爱国的”口号，举行游行和集会。确实，当时社会底层的反应是相对冷漠的，其中少数人甚至还举行过小规模的反战集会，但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以及好战派的喧闹之中，他们的声音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同盟各国对战争的发展和结局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它们相信会通过这样一场战争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对战争的艰苦性和残酷性严重估计不足。

        德国人相信战争会是轻松愉快的普法战争的重演, 法国士兵乘着标有“通向柏林”字样的列车信心十足地奔赴前线，英国的口号则是“回家过圣诞节”。事实与它们料想的相反，战争开始后不久就陷入了艰苦残酷的僵持，持续了四年，使大约2000万人失去了生命，几乎毁灭了欧洲的一代青年。同时，三个交战帝国——德国、奥匈和沙俄——遭到摧毁，法国和英国也被严重削弱。可以设想，如果它们预料到战争会是这样的结果，一定会变得稍微谨慎一些。

2014年：美国的同盟政策

        在时间进入2014年的时候，世界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俄罗斯、中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并明确提出了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只有美国还和不少的国家维持着同盟关系。在与邻国发生争端和冲突时，东亚的日本等国总希望利用这种关系获得美国军事力量的支持。那么，这些国家能否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美国会否因为和它们的同盟关系而会轻率地被拖入一场大国战争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建立同盟体系的过程中，

        美国谨慎地回避了“自动卷入”的义务，坚持将依据实际形势和美国利益决定应当采取的行动。1949年4月缔结的北大西洋公约规定，如果一个或数个盟国受到攻击，缔约国将“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也就是说，如果西欧盟国成为受攻击对象，美国是会提供援助的，但是采取何种行动要由美国加以判断，使用武力只是其中一种。在和亚太地区的国家签署盟约时，美国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原则。1951年8-9月间签订的美菲盟约以及美澳新三边盟约的内容基本一致，其中提出，在任一缔约国遭受武装攻击时，另外的缔约国将“按照它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换言之，援助是会提供的，至于给什么和如何给要由美国自己决定。几乎同时签订的美日盟约秉持了同一路线。它声称，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另一方将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1960年签订的新的美日盟约仍然采用了同样的措辞。所以，在日本、菲律宾和邻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盟约并不能保证它们就会得到华盛顿的全力军事援助。 

        另一方面，在今天的美国，固然还存在着好战的鹰派势力（如十多年前曾经喧嚣一时的新保守主义），但是反战与和平主义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它既体现了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倾向，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国衰弱所怀的担忧以及对传统安全观进行的反思。在越南战争期间，这种反战与和平主义即已显示了巨大的冲击力，到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它达到了又一个高潮，不仅推动了奥巴马政府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军，而且有力地限制了美国在叙利亚、伊拉克等问题上的行动能力。因此，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指望它们能将华盛顿完全捆绑在东京的战车上，恐怕是低估了美国人民的觉悟和作用。

        此外，当今大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及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确保毁灭”关系这一事实，向美国领导人提供了一种关于大国战争前景的“水晶球”。藉此，他们可以清楚看到战争升级以后世界以及美国将会陷入何种情景。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显示了这种水晶球效应的重要性。今天它对美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确实，不应认为核战争将导致的相互毁灭足以慑止美国的任何冒险行动，但是，它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防止美国被其盟国拖入与其他核大国的战争。 

美国不会为盟国私利盲目卷入战争

        通过对1914年的欧洲国家的同盟和今天的美国同盟政策的比较不难看出，2014年的世界已经与一个世纪前的欧洲发生了明显的不同。当着一百年前欧洲国家的同盟政策导致其成员迅速点燃并扩大了战火时，今天美国却不会为其一些盟国的私利盲目陷入与其他大国的战争。东亚一些国家想让美国为其火中取栗的企图最终可能只是一枕黄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