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真的带来“无声的革命”了吗？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远超传统中国社会与当代欧美社会了吗？  IC 图

        最近，国内数位颇具影响力、富有社会关怀、头脑敏捷、治学认真但是不太了解哲学的经济学家，在广大更不了解哲学的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哲学争论：“经济学是不是科学？什么样的经济学才是真理？”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真理大辩论一样，这场争论把某个强势领域的问题逻辑等同于哲学金字塔尖上的真理概念，参加者合力打造出一架直达塔顶的思想缆车，这让尚在塔上苦苦跋涉的哲学家感慨不已。

        其实哲学家不必过于感慨自己的境遇，因为还存在着更尴尬的一群人，也就是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他们原本受到经济学的感染，聚集在“社会科学”的大旗下，努力对历史和社会进行科学研究，却眼见着先驱们登上缆车，一边欣赏风光，一边重新诠释自身工作的意义：“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之一种……不同的时代会写出不同的历史；进而言之，不同的人也会写出不同的历史。经济学亦如此。每个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他自己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事件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肯定不是历史的原貌，而只反映经济学家个人对历史的诠释。”

        上述说法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同意，无故躺枪的历史学家也未必同意，而社会学家则更有可能不同意了。在《无声的革命》（以下简称《无》）一书中，作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作者说：“传统人文研究易受社会政治环境、研究者价值观、立场、信仰乃至视野等众多先赋条件的约束和影响，主观性较强……这导致许多史实失真”，“通过数据材料的统计分析，很多规律或现象的发现，并不依赖任何事件参与者的叙述，避免了表达上的主观与刻意。研究者在数据分析前，也可能对某段历史有着自己的认知或理解，但这种主观预设显然基本无法影响到客观的数据统计，从而避免了研究时的‘先入为主’。”显然，《无》的作者与上述经济学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方法论世界中。

        《无》最初作为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其论据和论点很快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虽然这种影响力很难纳入影响因子的计算，但是在“平均读者是七个人，其中还包括作者母亲”的学术论文中，在包括许多权威期刊论文在内的众多“发表即结束”的社会科学论文中，此文所引起的社会现实效应是非常罕见的。最初的论文拓展成书，就有了这本同名著作。 

        关于现当代中国的教育问题，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都有过一定研究。然而《无》的作者指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这一“兼具深厚历史沉淀和强烈现实关怀，且涉及面甚广的重大问题”，要做出令人满意的研究绝非易事。要了解此问题背后的客观事实，研究者必须做到“证据扎实”和“论证严谨”，而既有研究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得都不够理想，《无》便尝试从这里突破。

        在证据方面，自1998年起，《无》的研究小组与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合作，为两所学校数十万计的学籍卡资料建立数据库。由于学籍卡片内容全面、格式统一、信息可靠且连续性强，这一数据库为《无》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保证”。通过对1949-2002年间两校学籍卡信息的考察，研究者试图揭示出建国后五十余年中国高等教育开放性的变化：是越来越趋向于“有教无类”的理想教育目标，还是停留在“精英再生产”的不公平状态？

        在论证方面，作者认为，相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法”，构建数据库和采用定量计算可以有效考察各种社会影响因素间的关系，较为准确地判断出各种因素的比例和影响程度，较好地克服材料与研究者的主观性，这对历史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无》还建立了考察教育开放性的几个重要维度：空间、父母职业、社会性别、民族来源，从多方位来论证其核心观点。

        在扎实数据和细密论证的基础上，作者给出了研究结论：总的来说，两所学校所呈现出的五十年变迁，不管是相对中国传统还是当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现实，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

        这一结论令人回想起2012年初《无》作为论文发表时所引起的社会讨论。当时人们所关注的，是文中“精英大学中干部子弟比例越来越多”这一事实，众多媒体以“寒门难出贵子”、“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比例20年来不断攀升”为标题予以报道。此后，《无》的作者梁晨和李中清分别接受了采访，指出社会各界误读了此项研究：该研究并非要说明“寒门难出贵子”，恰恰相反，其揭示的正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对社会中下阶层所表现出的不同寻常的开放性。

        某项社会科学研究由于被误读而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现象绝非《无》文独有。随着名声大噪，某些研究者常常顺水推舟、将错就错，努力迎合社会舆论。但是，严谨的、科学取向的研究者不会这么做，正如《无》的作者一样，他们一再向媒体澄清该文的原意，并没有被社会反响中那极其有力的“政治正确”所绑架。

        不过，学术研究不能被某种政治正确绑架，也就意味着不应被这种政治正确的对立面绑架。学术研究不应被社会意见左右，也并不意味着社会意见就是错的。对实证研究来说，事实才是检验一切意见的标准，正因为掌握了事实，《无》的作者才有信心、有理由拒绝“寒门难出贵子”的错误解读。

        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无》文发表后的两个作者访谈。

        一、《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你们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里，北大的干部子女比例从11%增加到了近40%，苏大的干部子女比例也从5%增加到了30%，您是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现象的？

        李中清： 长期来看，两所大学的干部子女比例确实有一定的增长，但我认为，这种增长最主要的还是受到中国干部人数增长的影响……在1949年后的50年里，中国全国的干部数量从500万增加到了5000万，是原来的10倍。与此同时，全国农民的职业人口比例却下降了近一半，从90%下降到了48.3%。这些增加的“干部”大多来自各类公私营企业而不是行政管理部门。（2012年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95期）

        二、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从“文革”开始，党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持续降低，企业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却持续增长，到2002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梁晨说，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16日）

        两位作者都指出，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干部子弟比例越来越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一旦考虑“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就能看到媒体解读的片面性。或因精力不足，或因知识欠缺，圈外读者无法深入理解某项研究中具体、精巧的分析框架，这就导致专业研究的观点易被社会误读。

        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专业研究的漏洞也常常被外界读者忽视。在上述两位作者对社会误读的回应中，我们本可以发现一些半隐半现的矛盾：如果“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因素影响到统计数据的意义，那么这种影响必然涉及全体数据。也就是说，如果“干部子弟比例上升”并不代表精英教育开放性的下降，那么“工农子弟比例上升”也不代表开放性的上升。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年间，在干部数量由五百万增加十倍至五千万这段时间，中国工人的数量由八百万增加至近三亿，这一被作者忽视的数据，便可颠覆《无》文的中心结论。       

        不仅如此，我们在两位作者的回应中还能发现细微却严重的概念混淆。当社会大众对“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弟比例越来越高”表示不满时，他们的不满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行政化权力可能干预精英人才的选拔；二是中国的精英教育被某些社会精英阶层垄断。这两层意思是不同的，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并不仅仅包括政治精英。尽管第一层意思隐含的冲突更为激烈，但只有第二层意思才与《无》所研究的问题相关。同时，两位作者在回应中所提出的“干部分类”因素只能消解社会舆论中的第一层意思，而对于第二层意思，此因素不具有反驳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北大的干部子女比例从11%增加到了近40%，苏大的干部子女比例也从5%增加到了30%”与“党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持续降低，企业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却持续增长”两个表述放在一起，我们只能得到结论“行政化权力没有干预到精英人才的选拔”，而不能得到结论“精英教育表现出很好的开放性”；恰恰相反，上述数据在很大程度上驳斥了这一有关教育开放性的命题。在回应社会反响的过程中，两位作者不小心暴露了初始研究中那条不可靠的逻辑链。        

        论文中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在同名著作中得到解决。相对论文来说，该书提供了更丰富的证据和更全面的解释，但论证逻辑并没有变化。相反，由于其书试图进一步凸显研究意义，于是加入了更为纷繁的数据与议论，反使读者更加看不清这项“实证研究”的脉络。        

        从研究意义来说，作者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新史实，其中一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基础教育逐渐普及和精英大学潜在生源规模的扩大，精英教育的生源构成相对之前大为开放”，然而，这个史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为“新”呢？从书中可以看到，为了论证此结论的“新意”，作者忽视了中国社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常识，而是选择与非常苍白的少数文献进行对话，从中剥离出一个反面典型，以画靶子的方式彰显自身研究的意义。在读者被作者费力打造出的“旧史实”搅得头晕目眩的时候，“新史实”才得以闪亮登场。        

        从研究逻辑来说，作者反复强调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远超传统中国社会与当代欧美社会。然而《无》并不是一项比较研究，作者仅仅拥有1949-2002年间的中国数据，他们并没有建立跨年代和跨国界的比较框架，因此这一比较性结论是相当可疑的。作者多次以哈佛大学为例批评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精英再生产，可是并没有提供美国精英教育的宏观数据，也没有考察美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却很自信地将中国和美国对比讨论。这种不可靠的对比不仅不能发现史实，而且会让历史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试想，将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相比较会不会更加合理一些？如此比较的话，那么前面所提到的北大数据就很难为“无声的革命”提供炮弹了。如果作者以此论证一场“无声的反革命”，它或许能一举成为全书最站得住脚的论证。        

        从研究方法来说，对数据的事后解释是实证研究的大忌。如果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对测量教育开放性造成影响，那么这些因素理应在研究的操作化阶段被讨论。可是《无》只选择了“工农子弟的比例”作为测量开放性的直接指标，而在数据意外地揭示出“干部子弟比例的迅速上升”后，研究者便引入“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进行解释。这种典型的事后解释大大减损了研究的说服力。除此之外，书中还存在一些更为不合理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事后解释。《无》的第105页选择以“辈出率”指标考察精英教育的开放性，所谓“辈出率”，指“大学中某个职业的子女的比例”与“社会中该职业的人口比例”的比值，从定义可以看出，选择这个指标非常恰当。数据显示，干部的辈出率上升很多，工农的辈出率上升很少，依照实证研究的原则，这种情况构成了对“无声革命”的切实反驳。可是作者继续解释道：“工农子弟的辈出率相对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都较低……但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工农整体的辈出率还是在上升的。考虑到1985年以来，考试成绩基本是大学录取的唯一标准，工农子弟完全是在看似平等，实际上并不有利的条件下取得了这样比例的辈出率。”这段话犯了两个事后解释的错误：第一，辈出率本来是用作横向职业比较的，可是在比较出的结果驳斥了研究结论后，作者就转而单独对工农子弟辈出率进行纵向比较；第二个事后解释则更为荒唐，此研究本意是要通过数据来判断高等教育的平等程度，可是作者在数据不理想时继续强辩，上述这段话后半部分的意思是：“考虑到当时高等教育是不太平等的，因此工农子弟取得这样的辈出率很不简单，所以此数据支持了无声革命的结论。”这种“因为A，所以非A”的解释，与“科学”二字有何关系呢？   

        从研究框架来说，《无》把1949-2002年当作一个连续的分析区间，可是，除了政体上具有毋庸置疑的连续性外，这五十三年在教育、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过钟摆式的巨大动荡。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将这场“无声的革命”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每个阶段都是一场独立的“无声革命”。然而，我们依靠什么样的理论线索才能将建国初期的“出身照顾”、“文革”期间的“出身决定”和1978年后的“统一高考”融合为一个正面的整体呢？这种理论线索不是没有，《无》的书名就已隐隐表明了作者所选取的线索，可惜的是，此线索不可避免地让该书远离了教育研究的实质问题。为了坚守研究框架，作者们甚至把“文革”期间的高招乱象也称为“无声的革命”，并对这一世界教育史中的经典荒诞剧予以颇为暧昧的评价，便是明证。        

        社会学家常常强调“事实”，可是有一定经验的研究者都会明白，人们争议最多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事实”，而是“到底什么是事实？”许多观点对立的学者均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实证”，自己所发现的是“事实”，于是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个事实，各自表述”的情况：在针锋相对的“实证”对话中，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客观”的。在这种情况下，“实证”研究者就必须使用数据之外的东西来捍卫自身数据的“神圣”、逻辑的“严谨”和观点的“新颖”。能不能做好这一点，才是衡量一个实证研究水平的关键标准。《无》在此方面则暴露出诸多问题。        

        话说回来，尽管如此，与大量的社会学实证研究相比，《无》仍然算得上不错的一本。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便把我们带回本文开头所说的争论中。其实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里，西方社会学家向来远胜同辈经济学家，但中国并非如此，这或许也属于“无声的革命”的后果之一。此处我们不妨套用一下《无》的结尾：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学界，尽快实现基本哲学知识的普及，是紧要和有意义的工作。如若不然，中国的社会学可能会误入歧途，以致在未来走投无路的时候，又会有一些社会学家出现，复演本文开头提到的经济学家在这些天的热烈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