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南标兵”到“苏锡无常”，常州如何转型破局？

        今年24岁的于佳（化名）出生于常州最有名的古老街巷——青果巷，在她眼中，常州真正算市区的地方只有天宁和钟楼两个老城区，对武进新区并没有太多认同感。

        这代年轻人伴随常州现代化发展一起成长，没有体会过上世纪80年代常州作为全国中小城市经济样板带来的自豪感，更多的是21世纪以来“苏锡常，苏锡没有常”的自我叹息与调侃。

        根据江苏省各市统计部门数据，新世纪以来，常州GDP总量已被南通、徐州赶超，目前位于该省第六；2013年，人均GDP被省会南京超越，排名第四，挤出“苏锡常”垄断前三的榜单。

        在当地采访时，有政府工作人员对澎湃记者表示，最近领导对GDP、财政收入等数据比较“敏感”。

        这种数据排名下滑带来的焦灼感并非首次。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该省政府“苏南转型”研究项目主持人叶克林表示，在开放型经济浪潮中，由于发展模式不同等原因，常州与苏、锡在发展上有了明显落差，已经出现了“苏锡常，苏锡没有常”的议论。

        在这个背景下，常州拟用大项目带动GDP，但因2004年暴露的“铁本事件”而再度受挫。

        “痛定思痛”之下，常州于2007年起决定抓住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机遇，将“自主创新”确立为发展第一方略，摒弃唯GDP发展观，标杆也不再是兄弟城市苏州、无锡，而是与其市区面积相当的深圳。

        2013年的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再度让常州领导班子看到契机，该市定位为“建设全国重要的智能制造装备、新材料产业基地”。随后，常州迅速推出了本土“十大产业链”建设方案。

        今年1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常州将今年定位为“重大项目突破年”。该市市委书记阎立表示：“可以说，现在苏南‘第三次创业’的角逐已经拉开。”

经济样板辉煌不再

        从新北郊区打车到位于新北的市政府，一路的景色是从平矮的砖房、待建的工地到整齐的绿地、林立的政府大楼等。出租车司机陈师傅介绍，这里原来算是城乡结合部，现在发展好的都是拆迁、改建而来。

        今年以来，常州因房价下跌的消息与杭州一样备受关注。

        陈师傅介绍，常州的房价一直很稳定，降价的也是个别楼盘，目前市区平均房价六七千元左右。

        “常州人口不是很多，外来的也不多，不像苏州、无锡人多，所以房价涨不起来。也有一些有钱人买了几套房子，都空着。新北区一些小区，到晚上，都空荡荡的，没人住在那里。” 陈师傅说。

        一位姓戴的常州市民认为，常州老城区过小，与苏州无锡相比，新城区建设启动较早，目前道路交通、城市卫生等更为理想。但常州以农机、纺织等传统产业为支撑，缺乏大的产业支撑点，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甚至不及周边宜兴、江阴等县级市，“工资待遇上不去，没人来，房价也不可能上来；房价上不来，财政收入也不会高。”

        回溯三十年前，常州绝非这个“尴尬”处境。

        叶克林在常州读书长大，曾在常州自行车总厂任管理层，是恢复高考之后首批考出常州的大学生。在他眼中，常州不仅是熟悉不过的故乡，也是其研究苏南模式的典型样本。

        据其介绍，“文革”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常州的轻工业非常强大，围绕优势产业形成了农机、纺织、无线电等八条龙产业集群，在全国都叫得响，灯芯绒、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等稀缺性产品常州全都有，是全国“中小城市”学习的样板。

        这一时期，“苏南模式”的一大特点是乡镇政府主导企业发展，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地方行政力量，整合了包括资金、劳力、设备等各方面因素，集中兴办一些乡镇工业。

        这一方式成为日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然而彼时确是苏南经济快速发展的保证。仅占江苏省土地面积4%左右的常州，在当时一度创造了全省一半的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小桌子上唱大戏”的常州经验甚至被写进了经济教材。

        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苏南模式”发生了嬗变，常州开始渐渐被苏州、无锡甩在了后面。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苏锡常纷纷开展开放型、外向型经济，转变了经济增长模式。苏州新加坡工业园的落成，是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转折事件。

        随后，苏州凭借紧邻上海的地缘优势和其开放的政策环境，外向型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相比而言，虽然常州也大力引进外资，建立了常州高新科技园区，但其对外资的吸引力明显弱于苏锡。

        据《现代快报》报道，“十五”期间，常州累计利用外资33亿美元，是苏州的1/8，无锡的1/3。有当地官员表示，由于“冰山”效应，浦东开发给常州带来的辐射力远低于苏州和无锡。

        在叶克林看来，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苏南模式在地域上的差异实际上非常明显，上世纪80年代初期常州只是一个城区，武进还属于镇江，发展上与常州一度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在乡镇企业崛起的时期，苏州属于城乡平衡发展，无锡是农村强大，而常州是在城不在乡，因此常州的‘农村根基不强’。”叶克林指出，1985年之后，武进县划给常州，在磨合过程中矛盾依旧非常激烈，体制问题导致城乡不能协调发展。

        “在外向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由于地方领导执政能力、思想禁锢、改革理论技术支撑没有到位等问题，在集体经济体制改革上，常州举步维艰，甚至到了1998年还有很多企业没有改制成功。”

        叶克林分析，在这个时期，国外优势产业大举进入，常州的优势产业“土崩瓦解”，导致常州在苏南模式中明显区别于苏锡——早年城乡分割的体制造成城乡要素流动融合受阻，比乡镇企业更高体量的集体经济改制困难重重。

第一轮“赶超”折戟

        在于佳记忆中，进入新世纪，常州的市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记得从2001年开始以后，老城区就各种拆迁、改建。我到上海上高中第一年住校，回来以后发现家附近被改得面目全非，青果巷早就被拆得几乎不是原来的样子，可以说是消失了。”于佳说。

        彼时，常州经济已有明显落后苏州、无锡的迹象，正卯足劲想要追赶。

        江苏省统计年鉴显示，2001年，苏州、无锡的GDP分别为1760.28亿元和1360.11亿元，而常州仅为672.90亿元。2004年，常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刚突破1000亿元大关，苏州和无锡的地区生产总值已分别为3450亿元和2350亿元。

        叶克林指出，正是因为经济面的下滑，从世纪之交开始，过去因“样板”频频“输出”领导的常州开始“输入”领导；同样正是因数据下滑带来的赶超心态，导致了后来震惊全国的“铁本”事件的发生。

        2002年初，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掌门人”戴国芳开始筹划建设能力为200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原计划只在老厂扩建，最终却往江边建新厂，年产量调整到840万吨，相关土地和贷款审批一路绿灯。

        2004年4月，国务院派出专项检查组对该项目进行全面检查，调查结果定性为该公司未批先建800万吨钢铁项目，涉嫌违法占地6000多亩。

        最终，该项目被彻底叫停，包括时任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等8名党政和有关银行负责人受到处分，戴国芳也被刑拘。

        《21世纪经济报道》评价，“铁本项目”流产后，对常州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传统意义上的“苏锡常”整体断裂为两个经济板块——苏锡、常，常州不再能与另两者并驾齐驱。

        时至今日，常州市发改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晓翔依旧认为，常州的发展短板是缺少重大项目，外向型经济发展不好。

        “比如，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少，缺少那种产值规模上千亿、上百亿的企业集团。并且，常州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情况也不好，缺少外资企业。这种差异是逐步体现出来的，有很长一个阶段了，不是近几年才有。”张晓翔说。

        叶克林认为，当时高层对国家发展之路也有过摇摆，究竟要不要借鉴苏联经验走重化工路线，还是探索一条新路并未得到明确，直至后来铁本项目被中央叫停，常州究竟往哪去成为一个新的话题。

        澎湃记者了解到，坊间认为在决胜常州发展的本世纪之初，常州市领导更换频繁，从2001年到2005年，“四年换了五个市长”，导致经济政策不连贯，也影响了常州近几年的经济发展。

前跑后追的“夹缝”中求生

        在第一轮赶超折戟之后，常州“痛定思痛”之下开始决定又一轮转型升级。

        2007年，时任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找到刚从韩国担任客座教授回国的叶克林，共商发展大计。同年8月，该市确立自主创新为发展第一方略。

        在范燕青《关于常州加快科技创新的战略思考》一稿中，范直面了“苏锡常，苏锡没有常”的议论，并指出泰州、南通等苏中城市迅速崛起，大有“后来者居上”之逼人态势——“标兵在迅跑，追兵在狂奔”，谋求区域经济应有地位的白热化争夺战，“已使身处江苏第一方阵的常州险象环生、岌岌可危”。

        范燕青指出，要抓住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自主创新的战略机遇面前，我们处于同一‘起跑线’。”

        范燕青提出，在这一轮要摒弃“唯GDP论”发展观。

        与此同时，常州的困局也引发了江苏高层的关注。

        2008年上半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促进苏南工作会议，开始系统地反思苏南模式的不足，确定用“创新驱动”促转型发展。

        2010年4月，常州成为国家科技部批复的首批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之一。据《新华日报》报道，常州市委市政府开始提出：创新比GDP更重要。

        根据最新的江苏省统计年鉴，2013年，常州人均GDP被江苏省会南京超越，排名位于第四，终结苏锡常一统前三的榜单历史。

        张晓翔说：“（从去年的数据看），常州的经济总量（GDP）只有苏州的1/3，无锡的一半。总量上，常州原来一般在江苏排名第四。现在却已经落到了南通和徐州后面了，排在第六。”

        不仅是南通和徐州，就连常州在省内结对帮扶的苏北城市盐城也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在三年内赶超常州。

         “从总量看，苏北一些城市有超过常州的可能。他们面积比我们大，人口比我们多。从总量上来说，苏北赶超苏南是有可能，可能未来三到五年吧。”对此，常州市经信委副主任张志强笑谈：“但从人均角度看，他要超过我，可能要十年二十年，越到后面压力越大。”

        张志强称：“我们不纠缠于谁先谁后，哪天会超过常州，我们不关注这个事情。我们要追求有批量有效益的增长，不是单纯追求GDP。”

        与苏北的追赶相比，常州更在意的似乎是隔壁邻居无锡。

        张志强认为，相比苏州外资企业较多而言，无锡和常州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非常大，传统产业比例都比较高，两个城市又靠得这么近，“可以说，全中国找不出两个这么相像的城市”。

        据常州市经信委办公室主任陶建清介绍，常州的乡镇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而无锡的部属企业很多，地理位置相对优越，轻工业、机械、电子产业多，通过这些带动一片起来，因此近年来发展效果比常州更为明显。

        “其实，我们真正GDP没有相差那么大，去年，我们的工业产值是1万多亿，无锡是1.5万亿，最高的可能有相差2倍的时候，现在也就差1.5倍不到。”张志强表示，目前常州在传统产业转型中主要存在对高端人才吸引力弱和融资困难等两个问题。

        “常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这比大企业更难融资，这方面常州压力比较大。”张志强坦言。

        受此影响，近几年，常州的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也减缓。

        “是因为税收跟不上来啊，去年好像是（江苏省）倒数。”张晓翔说。

        “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比以前还不行，我们压力也很大。”张透露，“企业的营业额上不去，纳税就不多。有些纳税大户产业规模大，但是传统产业，高耗能，污染比新兴企业要大，现在都要搬迁了。还比如，现在房地产企业不行了。”

新一轮标杆锁定深圳

        尽管无锡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比较对象，但从2007年起，思索转型的范燕青将目光转向了国内可借鉴的成功案例——深圳。

        深圳和当时的常州市区面积大致相当，为1953平方公里，2006年每平方公里土地GDP产出和财政收入，分别高达3亿元和8400万元，而常州的同类指标分别仅为0.36亿元和680万元。

        两座城市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大学。

        但到2007年，深圳经过十年的发展，已实现了从一座没有大学、“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边陲小镇跨越为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实现了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工业总产值中50%以上是高新技术产品产值，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中50%以上是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总额中高新技术产品占50%以上。

        在此背景下，范燕青要求常州科技创新的目标要以深圳为标杆，高点定位、强力起跳，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与深圳类似的“四个90%”和“三个50%”；着力打造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占据中高端的企业，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大公司大集团，实现“常州制造”向“常州创造”、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真正使科技创新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并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经济、科技中心城市之一。

        叶克林指出，针对常州没有大学、本土科研力量薄弱的现状，常州学习深圳虚拟大学园的做法，把国内科研院所、高校的科研力量引入常州，建设以科教城为主体的创新平台，集聚一流研发机构、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与全市5万家民营企业实现“无缝对接”，创建了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的“常州模式”——将大院大所的科研转化为先进生产力，解决了科教与经济“两层皮”的问题，甚至为教育体制改革摸索出一些经验。

        今年1月的最新数据显示，5平方公里的常州科教城，有707家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科技人才1.5万余名，仅中国科学院就在这里设立了14个分中心和6个研究院所，建成了30个专业实验室，孵化了20多个高科技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与不少转型中的城市一样，常州也提出从“制造之城”变为“智造之城”，去年不惜巨资在央视投放一组广告，打造常州“智能制造”的名片。

        现任常州市委书记阎立解释：“只有增加‘智造’的含量，传统制造业才能成为先进制造业。”

        2013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其中对常州的定位为——发挥产业基础较好、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建设全国重要的智能制造装备、新材料产业基地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文化创意基地、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成为智能装备制造名城和智慧城市。

        2014年1月，阎立在接受《现代快报》采访时表示：“可以说，现在苏南‘第三次创业’的角逐已经拉开。”

        目前，常州已经推出了本土“十大产业链”建设的方案——包括轨道交通、汽车及零部件、农机和工程机械、太阳能光伏、碳材料、新医药、新光源、通用航空、智能电网、智能数控和机器人产业链等（简称“三车四新三智能”）。

        在今年1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常州定位为“重大项目突破年”；本月中旬，“第九届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即将举行，目前各部门正在全力筹备之中。

        专家：经济转型中不能急功近利

        “我觉得也挺好。在这样一个步调不快的城市，生活很舒服。我希望它能慢慢发展，在其他地方也依然能有老城区那样的常州感觉。”于佳说。

        “常州在近年来用创新驱动促经济转型的战略和方向都没错，而且城镇以及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仍在全省第一方阵。”叶克林认为，过去是只讲总量不讲质量，现在开始注重科技含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能急功近利。

        除了产学结合这个亮点外，叶克林认为常州人近年来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发面也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常州地方小，不像无锡、苏州有山水园林。

        “以前我们年轻人只有三件事可干——‘大光明看电影，马祥兴吃点心，红梅公园谈爱情’，现在淹城遗址、恐龙园等已经成为长三角较为知名的旅游品牌，用旅游产业推进民生上也有了一定的进展。”

        叶克林指出，江苏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上有两个亮点，一是发达地区率先推动转型，二是区域协调发展，目前北部发展极已经带动起来了。

        “这一点广东人比较关注。”叶克林表示，与广东粤中北相对落后相比，江苏已呈南北比翼双飞的态势。

        “苏南苏北结对发展的策略也是对的，常州与盐城共建的大丰工业园本身发展也不错，但常州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在环境、土地受到制约的时候，如何发展飞地经济，优化产业布局，这是常州需要大力破解的。”

        叶克林指出，苏州除了与宿迁共建工业园外，在盐城、连云港甚至新疆都有投资，目前常州地域开发强度已经非常大，当地领导需要向苏州学习飞地经济的发展，向外扩张形成新的产业布局和分工。

        “所谓腾笼换鸟，笼子腾出来了，鸟在哪？在合作分利上，需要更高层次进行协调，比如省级层面甚至跨省级层面之间的合作。”叶克林认为，总体上常州的创新型产业正在培育期，大规模的产出效应还没出来，只要不要影响就业等，就应该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不要紧盯城市GDP总量高低，切忌操之过急。

        叶克林强调：“英美等发达国家花了近百年才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苏南才开始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