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乡官制：太平天国的准军事化社会组织

【编者按】2021年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7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晨共同邀请国内外学者撰写系列稿件，向读者介绍“太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成果，也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助力。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和清军在多数地区处于拉锯战，地方政权的建设很不完善。1853年夏秋之时，乡官制度开始设立。直到1860年代，太平天国才先后开辟了苏南和浙江两片相对稳定的控制区，并开始在占领区以乡村社会为基地较为普遍稳定地推行具有自身政治宗教特色的乡村政治，其核心内容是践行乡官制度。

天王洪秀全玉玺

乡官的理想

《周礼》是儒家最理想的礼制模式。太平天国首次把《周礼》记载的官爵制度运用于实践，但主要是采用了周官制中的军制和乡官制，“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周官·地官·小司徒》）。据此设置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军队和乡官基层政权均以军为单位，每军13156人，或每军统13156家（理论上如此，实际情况缺编甚多）。乡官制度是以居户为基本单位的准军事化社会组织。乡官制仿太平军制，编制、番号、称谓大致相同。然实施乡治，以乡人治乡，历代均未成行，只有太平天国始将之付诸实践。

太平天国在其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了乡官制度的具体运作办法，按太平军制改传统乡村社会乡、都、图三级社会组织单位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基层行政组织，吸纳中小士绅等进入政治权力系统，授予乡官官职，建立县以下市镇乡村基层政府，使太平天国政治权力的触角伸入乡村社会，试图以此颠覆传统行政体制——“皇权不下县”，削弱和破坏士绅、宗族、乡约对乡村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控制，将乡村社会管理纳入国家政权系统运行轨道，实现政治权力对地方社会资源的占有。

1860年前后太平天国乡官制度在设置上的显著不同是前期作为郡县政权守土官的总制、监军在后期被自然纳入乡官政权系统，由本土人充任。原因是1860年后太平天国地方政府分离为以军事贵族掌控的地方军政当局和以乡官为主要构成的地方基层政府并存的格局。由于后期滥施恩赏，各郡县坐镇、佐将多为高级爵位，甚至一个乡镇的守将即为王爵，如湖州南浔镇守将为庆王秦日庆，又如吴江平望镇守将为仅次于王爵的义爵——英天义万国安。军政府凌驾于基层政府之上，取代原总制、监军总理地方民政事务的权力，迫使郡县行政组织在太平天国政治权力系统中边缘化为乡官基层组织，明显的表现是后期总制、监军不再驻城办公，而是在城外或市镇另辟官局，如杭州朱春的监军衙门设在艮山门外，无锡监军华二设局堰桥镇，金匮监军黄顺元设局东亭镇。

哪些人出任乡官

史料对乡官身份的概述或详记大多是指稍有权柄或声名素著的中上层乡官，高级乡官习惯上倾向于由精英分子和熟识地方事务的旧势力出任；低级乡官的身份、事迹、能力及所承担的社会职责、产生的社会影响均不足以引起当时人的充分关注而成为笔录的重点对象。但乡官基数庞大是客观事实，不能以中上层乡官的主要身份背景判断整个乡官群体的成分。

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基层一军（行政单位）共乡官3156人，旅帅以上中高级乡官仅31人，百长、两司马和伍长组成的低级乡官共3125人。如果按理论进行地方编制，考虑到各县人口多寡不一，“每一州县分三军五军不等”（张德坚《贼情汇纂》），以三军计，一县乡官至少在万人上下。即便实际编制不能以理想户数整齐划一，乡官基数仍然可观，如绍兴“设乡官二百余处”（鲁叔容《虎口日记》），常熟、昭文“两邑大小乡官，约共二千有零”（汤氏《鳅闻日记》），海宁、海盐一带乡官局遍布。可见乡官群体人员庞大，特别是低级乡官职位众多，不可能像中高级乡官那样主要由地方精英和旧政府公务人员出任。传统社会具有一定读书写字能力的人是少数，而在市镇、农村，士子文人所占比例较城市为少。所以低级乡官主要由下层社会人士出任的论断当是客观事实。下层社会身份背景的乡官在乡官总体比例上占优势，显示了太平天国基层政府的相对开放性。

乡官身份的主要分布形态具有相对性。中上级乡官职位也非完全是下层社会身份人士的禁区。有一些下层百姓获得了总制以上（相当于清知府以上）的官衔，比如常熟文军政司汪可斋（“书伙”），耕天福听殿刑部尚书汪心耕（药铺帮工），吴江军政司陶云亭、庄东甫、徐绩卿（小商人），无锡城天福樊玉田（“驾船为业”），奉化文军政司萧湘澐（船工）；还有一些获得了监军（相当于清知县）官衔：常熟监军汪胜明（“织席粗民”）、金匮监军黄顺元（猪贩）、无锡监军华二（米贩）、山阴监军马某（“家奴”）、奉化监军戴明学（小店主）、镇洋监军韩吉（“业豆腐”）。这是他们在清朝社会根本无法获取的政治身份。地方精英和原政府旧势力也有可能出任中低级乡官，如常熟某些地区乡官的身份格局是“军帅请当地有声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惟两司马、伍长硬派地着中殷实者承值”（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地保可能充当卒长，家境殷实的有产者也可能任低级职位的两司马或伍长。像秀水县王聘夫曾考童生，是小知识分子，任“右营副总理”，兼管百长军务；沈健夫是邑庠生，任“右营副总理”，兼管百长军务，均是低级乡官。

像士子绅衿、地主富户、地保里正等经常在地方社会管理中扮演政府“包税人”的角色，作为政府联络民间的纽带。担任太平天国中上层乡官的主要是从旧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的这部分人。他们在旧政权坍塌、政无所归的时局下倒向新政权。太平天国因缺乏地方行政经验，只好与原地方社会势力维系合作，照搬旧模式以供应庞大开支。这些人在旧政权时“包税人”的角色随之加强，昔日“包税”工作中的浮收舞弊、苛征厚敛、请托贿求种种歪风邪气在新政权基层赋税事务中延续乃至恶化，甚至激发民变，造成社会动荡。

出任乡官的人是什么心态

加入基层政权的乡官群体，以积极性划分可分为两类：主动投靠和被迫胁入。

游民无赖、小商贩、杂业人员等社会下层成员，他们既不似农民阶层那样封闭保守，又富有社会经验，多广识，善投机，社会适应力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与太平天国合作的条件，部分人表现出主动投靠的积极性。但他们加入乡官政权的动机多不纯正，往往为求富贵或进身之阶，曲意逢迎、费尽心机牟取职务。浒浦水手吴士良以白金二百两买官做师帅；常熟拳教师陆炳南向监生绅董钱伍卿行贿做师帅。这些人素质不高，更无远大抱负，从政后易成劣政。

从旧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中小地主、士子文人和低级公务人员因在前朝遭受冷遇，与旧政府存在离心倾向。太平军至，他们以较高的政治热情加入太平天国，欲借新平台施展抱负。这类人中有为新政权献身者，江西龙泉举人张谦任乡官，被俘，临死犹云“遗臭千秋首不回”。1858年十月，翰林郝学英、翰林陈绍平、举人程胜元、军帅程福堂、师帅储雁才等投入湘军李续宾营中，与太平军暗通消息，行迹败露全部被杀。“天试进士”育才官胡万智守兴国，城陷时，身受数刃，犹呼天父东王洪恩，当以死报。温州玉环厅生员王玑联合台州会党朱子文等数百人攻打厅城，为太平天国战死。他们虽主动加入太平天国，内心却也可能存在借“天国”之政扬自己之志的抱负情节，而且“甘心从逆”的政治热情背后也不排除讹索乡人、各肥私橐的心态，如1854年考中太平天国举人的鄷谟在西里军帅任上为所欲为，但他最终为太平天国献身，被清军乱箭射死。

多数主动投向太平天国的地方社会旧势力怀有谋私之心，或为资财，或为权势。盛泽土豪王永义、沈枝山主动投诚纳贡，深恐太平军诛求科派，后难为继，若不出面，又怕无权失势，不能号令一乡。桐乡秀才曹霭山主动入局办事，也是为了免于被搜刮而希望去搜刮别人。有很多穷困失意的士子竭力钻营，力求一职，绍兴立乡官，庠序之士争出恐后，有人涕泣行贿以求一官，获官后祭告已经故去的父亲，以之为荣；还有人为得不到一官半职大为恼火，在黄岩，河头武童林崇有主动纳贡，未得官，向侍王李世贤投诉，给以恩赏将军，得意而归。

部分地方精英和旧政府公务人员主动加入太平天国基层政权具有破坏型心态，意在窥伺时机，蓄谋内应。安徽桐城东乡团首周如海为军帅，在周家潭训练乡勇，储备力量，图谋内应。持此心态的乡官无心顾及良性政治，多在战局不利时反戈一击，使太平天国基层政权内伏随时倾覆的危机。

被迫胁入的乡官主要是士绅阶层及地主富户等有家财名望者。他们慑于太平军的压力，怕辞则招害，不得已委曲求全，有的人再三出资求免，力竭而为，多是持保全身家，设策保乡党之类的消极心态，政治立场不坚定，往来于清军与太平军之间。被迫胁入者加入政权行政，可能出现贪污中饱或消极怠工的现象。

谋私投机和委曲求全是太平天国乡官群体的主流心态。乡官的消极心态危害极大，一方面容易形成基层官员的惰政和劣政，诱发民变，加剧民众与太平天国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削弱了太平天国政权，基层政权不稳固，加速“天国”败亡。嘉兴秀才江梦兰投附太平天国后由乡官属吏升任豫爵，他在1862年五月对时局的阐述是当时太平天国政权中士绅心态的生动写照：“去年看来，长毛正在上锋，尽可做得；今年看来，长毛日衰，做不得也。”（沈梓《避寇日记》）所以他随时准备携家眷迁避下乡。一位获得高等爵位的地方士子在形势恶化时的表现尚且如此，那些人数众多，一心想谋私投机的基层乡官，恐怕早就打算各顾身家了。

洪秀全亲笔诏旨

太平天国对乡官的管理

基层组织队伍建设的重点是教育和培养，其次是有效健全的监督和奖惩机制。缺乏政治监督的确给基层行政运作造成了困难，时人沈梓在《避寇日记》里讲：“长毛无甚法令，其为伪官及到某处设馆子者皆可用钱捐而得之，与咸丰末造仕途升转之情仿佛，而更容易翻变者如是。”教育、监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绝非朝夕之功，但保证官员素质首先应严控铨选标准，这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

中高级乡官主要由太平天国军政当局直接委任。在史料中常见“勒令”“札传”“逼迫”“逼勒”“逼受”“派授”“招募”“奉派”“受派”“强派”“令为”“授为”“改派”等字眼，可见太平军当局对乡官拥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太平军当局直接委任乡官的标准有二：或“须熟习地方者为之”（余一鳌《见闻录》）；或是拥有一定财富，“胁田亩多者充伪官”“择所贡多者给予乡官执照”（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择有行政经验者，或在地方上略有威望者，或敢于做事者，负责征收赋税，有助于满足太平军当局持续大量的物资需求；而更乐于以富者出任乡官，暗含一旦征收不足可通过对富户、地主的经济剥夺弥补亏空的盘算。当时有人就认为乡官选拔“不论贤，不论能，但呼富人强趋承”（林大椿《粤寇纪事诗》），其他诸如品行道德、行政能力等均不列入重点考察内容，唯富有程度及对地方事务的了解程度成为太平军当局量人的首要指标。

“唯财是举”的选拔标准严重降低了太平天国基层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乡官追敛财富之恶习流毒于官场，甚至激起反贪腐和反浮收勒派的民变。刻意强调乡官的经济背景，也造成地方精英、士绅阶层的恐慌，他们时刻担忧自己经济地位被剥夺，还有可能激发乡官额外苛敛以备不时之需的心态。再者，太平天国基层官场腐败是后期太平天国政治腐败的映像。太平天国奉行功名“宽取”的录取原则，又执行基层官职“宽用”的铨选标准，因“滥”而造成基层官员队伍鱼龙混杂；加之太平天国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助长了乡官的腐败行为。太平天国基层官僚体系整体素质不高，特别是因乡官不良行政引发诸多民变，从太平天国主观方面进行责任认定，铨选机制的宽取和滥用是责任的主要方面。

太平天国对农村建设盲目的另一个表现是“竭取强求”。在战时，农村政治的中心围绕战略物资获取本无可厚非，但太平军当局不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既不投入相当精力致力恢复、保障和促进农业生产以广开财富之源，又不精兵简政、缩减财政以节省开销，一味依靠乡官的中介作用榨取乡村经济资源。太平军当局无节制的需求和有限的农村资源之间的矛盾只能强迫乡官周转缓解，凡有所求，多取诸乡官局。一旦不能满足，甚或暴力相逼，有乡官征粮不清，专设“黑牢”，动辄鞭笞、监禁、无端杀害乡官的情形在太平天国败亡前已司空见惯。

政治恐怖犹如阴霾笼罩乡官心头，他们不堪重负便会采取相应对策。有的选择逃离太平天国占领区，于是影响到太平天国对乡村资源的占有，“贼愈乱窜，乡官逃避，钱粮愈无济解”（柯悟迟《漏网喁鱼集》）。有的乡官绝望自尽，如常熟黄家桥镇旅帅黄德方食鸦片自杀而死，常熟周行桥旅帅程某畏胁自缢。大多数乡官则虚与委蛇，以待时变，把太平军征粮收税的压力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致使民怨沸腾。

农村政治的失败

农村政治的实践成效主要表现为两极：一类情形是乡官行政致力于地方社会稳定。如1862年二月，乾天义李恺运奉命代济天安黄和锦守无锡，黄闭城不纳，李众鸣锣开枪，黄众派队出城，双方几起内讧，此时幸有无锡监军华二、金匮监军黄顺元各带局勇至城抚慰，彼此缓颊，一场干戈得以化解。无锡有无赖冷阿听，持刀装太平军样子，入邻女家奸污，被邻家女告至监军华二处，华二立即拘捕并处死冷阿听，大快民心。苏州太平军一次途经湖州乌镇，军帅董沧洲担心过兵扰民，他亲自执旗立于北栅太师桥，督促太平军尽快过境。董因立政严明，四境肃然，太平军尊称其为“董老班”。太平军过境吴县掳掠，军帅许玉庭执当局令旗喝退之，保得一方平安。正是有的乡官力行维护地方稳定的政治职责，才使部分太平天国辖区呈现“乡官得治之，地方粗安”的良性政局。

但太平天国占领区更多的情形是另一种极端：乡官政治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失控，激发民变。民变抗争框式的通例是“拆毁官局，殴杀乡官”。造成民变的直接原因如从乡官身上分析，基本可概括为“苛粮”、“苛费”、“苛政”，即浮收粮米、苛敛捐费、为政暴虐。反对乡官苛粮的典型案例如1861年春，浙江嘉善乡民因监军顾午花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粮米，被乡民裂尸。反对乡官苛费的典型案例如1860年十二月，安徽贵池龙舒河等处百姓痛恨旅帅吴彩屏作威苛费，执而投诸深洞中；又如1861年四月，吴江莘塔陈思村有乡官陆岳亭勒派红粉（火药），众人持械将其杀死。反对乡官苛政的典型案例如1862年十二月十五日夜，苏州吴县师帅许一亭因傲慢虐民，被不明男子十余人剖腹挖心而死，时人评之“暴慢致死”。有相当数量的乡官中饱私囊，借以肥家，基层官场贪墨成风，“各伪职既得贼势，衣锦食肉，横行乡曲，昔日之饥寒苦况，均不知矣”（佚名《平贼纪略》），“伪乡官以钱为命，平日胁取民间，盈千累万，尽充囊橐，不知为后日计”（倦圃野老《庚癸纪略》）。

太平天国以乡官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政治实践最终流于失败。农村政治不单是“制度”的问题，更多的是“治理”问题。除土地制度外，《天朝田亩制度》所构想的乡村政略大多是变相实施了的。太平天国在基层社会实行的乡官制度、乡兵制度就是对《天朝田亩制度》中相关理论规定的变通，如据理想蓝图进行现实实践，这些制度将在基层社会寸步难行。变通后的乡官制度体现了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的相对开放性，执行得当则有助于扩大统治基础，保障政权运作和战争进行的物资供应；变通后的乡兵制度主要表现为太平天国在地方上自立自办团练，执行得当亦有利于防奸肃敌、维护治安和稳定秩序。

从史实看，太平军起初介入乡村的力量强大，处理团练，镇压民变，推行政略，征收赋税，移风易俗，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导致太平天国在乡村统治薄弱的关键因素是缺少有效的治理，治理不当，特别是基层“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和行政出现了严重问题，使太平军对农村社会原本强大的介入力量逐渐被清军、团练、土匪、民变等对立势力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