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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子总统到皇帝：路易·波拿巴如何走上法国皇位？

2020-12-18 06:3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本文约 748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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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宪法规定新政权是“一个基于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民主、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建立在“家庭、工作、所有权和公共秩序”的基础上。总统将由普选产生，任期四年。总统提名部长，部长向议会负责。改组政府必须得到特别代表大会上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三次投票通过。

卡维尼亚克似乎最有可能赢得这个职位，但是，虽然议会压倒性地投票决定颂赞他对叛乱的镇压，但他坚持严格行使其权力，这对他不利。右翼议会多数派认为他不够强硬，而自由派则视他为嗜血成性的凶手。拉马丁的日子到头了。莱德鲁·罗林很受尊重。相反，一名政治新星冉冉升起，因其过去失败的经历，人们并没有将他视为一名正经的竞争者，但是在男性获得普选权的新形势下，他特别的名字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

路易·拿破仑是拿破仑皇帝弟弟的儿子——他曾被任命为荷兰国王，母亲是拿破仑妻子约瑟芬的继女奥坦丝。奥坦丝有一大波外遇，曾生下一个私生子。当他还小时，他就在杜伊勒里宫玩耍，是叔叔的掌上明珠。波旁王朝复辟后，奥坦丝流亡国外，她带着儿子住在瑞士的一处城堡，那里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的巢穴。他对母亲言听计从，性格温顺讨喜，惯于慵懒的生活。他的父亲教育他应该每周洗一次脚，穿着大号鞋子，戒饮咖啡，用干海绵清洁头部，他每天被限制只吃四分之一个巧克力棒。他的母亲多次带他到意大利旅行，他在那儿和反奥地利的烧炭党人运动有牵连，之后他前往法国，在斯特拉斯堡策划第一次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起义。他被流放到美国之后，曾去英格兰的利明顿温泉住了两年，然后率领五十名跟随者在布伦港登陆，这是他第二次失败的政变。

他被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关在索姆省的哈姆堡里，他收养了一个女裁缝师的两个孩子，撰写政治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为《消除贫穷》的书，他批评经济制度，提议增加工资，提供荒地安置失业人员。1846年，他和一个泥瓦匠互换衣服，逃离了哈姆堡。回到英国后，他住在圣詹姆斯，开始和哈里特·霍华德发展关系，后者有着一头红发，想要成为演员，曾从早先的情人那里继承一笔财富。她被描述为“拥有一张古典浮雕式的脸庞，身形曼妙，富于智谋，有着亚马逊女战士般的才华”。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唯一一位总统和法兰西第二帝国唯一一位皇帝

1848年革命之后，王子回到巴黎，写信给拉马丁，向临时政府保证自己的忠诚。答复很简单，他应该离开这座城市，直到选举产生新的议会。虽然他再次跨过海峡，但他拒绝通过递补选举获取一个席位。在他再次返回巴黎时，住进旺多姆广场一家酒店的两层套间里。虽然他远离议会和那些舌灿莲花的辩论者，但是对访问者非常友善并具吸引力，包括任何事情和任何人；他是一个蹩脚的公共演说者，声音单薄，还带着德语口音。

虽然政府摒弃了他——梯也尔称他是白痴，但是卡维尼亚克旗下的一些政客准备和王子合作。他的竞选经理是精力充沛的让·维克多·吉尔伯特·范阿林，是一名热情的波拿巴主义者，曾参加未遂的政变，并保留地下工作者的习惯，经常以假名示人，且频繁更换旅馆。他拉拢一些有影响力的报业总裁。一些保皇派也给予其可观的支持，认为能利用他来为反共和派服务。夏尔·德·莫尔尼是奥坦丝的私生子，他的商业帝国因七月王朝倒台而崩溃，他也和其同母异父的兄弟组成统一战线。

在路易·拿破仑于哈姆堡时撰写的著作里，他把自己视为工人的朋友；“他的名字常在工人们的口中流传，”一份警察报告声称。但是，他也许诺保证秩序，所以右翼也准备支持他。在四十多岁相对年轻的一代里，他是一张新面孔，能为被扩大的选民提供一个逃离巴黎封闭政治圈的机会。他的名字也带着帝国时代的怀旧之情，作曲家贝朗热创作的激动人心的复古歌曲又在咖啡馆和酒吧为他煽风点火——拿破仑皇帝被热情的乡民所铭记，公务员也珍爱拿破仑时代。

波拿巴回归

1848年12月的选举是一场一边倒的对决。王子得到540万票，而卡维尼亚克只得到140万票，莱德鲁·罗林40万票，拉斯帕伊3.7万票，拉马丁8000票。除了在布列塔尼和偏远的东南部地区，他在所有地区都赢得绝对多数。像在佩里戈尔这样的农村地区，他获得了88.5%的选票。男性普选权再次显示了广大选民与政治首领之间的鸿沟。

退伍军人、中间左派政治家奥迪隆·巴罗成为首相，德·托克维尔前往奥赛码头的外交部任职。教育部长则由前正统派人士阿尔弗雷德·德·法卢担任，他推动立法把女孩纳入公立教育，也游说扩大宗教在学校的影响力。尽管他赢了，但新的国家元首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等待时机，特别是在经济衰退、巴黎爆发示威游行时——通过镇压抗议，获得支持的呼声，把自己打造成秩序恢复者，王子总统牢牢掌握关键战略点。在1849年5月的议会选举上，右派显示了他们的实力，夺得900个席位中的500个。

左翼民主派由莱德鲁·罗林、阿尔戈和1848年首届政府的幸存者领导，为了附和第一共和国，他们成立一个名为“蒙塔涅”的团体，承诺将法国从无知和饥饿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们只获得20个席位，需要一个理由来争取支持。

他们认为在意大利找到了一个，1849年初，民族主义者强迫教宗逃离梵蒂冈，一支法国远征队被派往罗马，以防奥地利干预他复位。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同意在法国保护下举行公投，但是5月选举中天主教右派强烈要求路易·拿破仑命令远征队帮助教宗回归梵蒂冈。这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尊重外国内政的规定，莱德鲁·罗林在议会上发表激烈（虽然有些荒唐）演讲，呼吁弹劾总统和政府。

6月13日，巴黎爆发一场示威游行，但示威者被骑兵驱散，左派试图建立“国民公会”，但得到很少的人民支持。军队驻扎在林荫大道上。总统再次出现在马背上。整个事件在巴黎夜幕降临前就结束了，虽然在里昂依然持续着严重的冲突，那里部署着大炮，20多人被杀。路易·拿破仑宣称：“现在已经到了好人安心，恶人颤抖的时候了。”莱德鲁·罗林逃往伦敦。

王子总统在取悦天主教徒，特别是主张教宗至上的越山主义者后，又显示了他惯常的平衡技术，规劝教宗不要过于保守。这一举动挑起了一场议会危机，使得巴罗下台。霍乱爆发，夺走了知名沙龙女主人雷加米埃夫人的生命，在这期间，政府由几位有名无实的将军建立，其中还包括总统的几位朋友。法卢起草法案，为宗教性学校的拓展和授权教会开办大学级别的学校开路，以此取悦天主教右派。但是，社会继续波动，左翼在递补选举后重新抬头，这导致政府把选民人数从960万削减到680万，主要是取消流动工人的资格。他们还开始镇压政治俱乐部，加强新闻管制。数以百计的民主派市长被解职，一些地方开始实施宵禁。资产阶级月刊《两个世界》提醒说，“野蛮的游牧部落……在痛苦时代从街道上涌现”；另外一名更好辩的小册子作者则警告：“在阴暗处，子弹正在铸造，刀剑正在磨砺，受害者已经预先被标注出来，要夺取的赃物也事先被分配好了。”

路易·拿破仑依然被既有权力机构轻视，他的懒散风格更加剧了这种确证。他十点起床，在中午会见部长，之后和情妇消磨时间。拿破仑被他的情人描述成“一个热爱奉献和品格高尚的人”，霍华德女士和他的两个儿子住在爱丽舍宫旁的马戏团街，其中一个还是她和最近一名英国情人所生的孩子。

王子总统承诺关照所有人民的福祉，也支持维护权威、宗教和追求国际尊严。他呼应资产阶级的恐惧，暗示法国面临来自红色阴谋分子的叛乱，同时也寻求工人阶级的支持，攻击1850年限制选举资格的法令。他设置这样的主调，确立自己将成为法国政治现实和想象中的强人，保证国家走在“精准和积极的方向”上，将自己置于竞争性政党和常见政客之上。随着政府改组，他在部长职位上安插自己的人马，与此同时，他的亲密支持者计划全面接管。“我们需要人们忠于我个人，无论是议员还是警察局局长，”他说，又接着补充，他叔叔的记忆是“那些想要颠覆的人最适合敌对的情感”。最大的经济后盾来自富人支持者和霍华德女士的财富。戴假发、穿紧身外套的军队司令官因支持阿曼德·德·圣阿诺而遭到排挤，他是一个准备执行王子命令的浪荡子，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役，喜欢把民族主义者赶进山洞，并放烟使其窒息至死。

帝国的回归：拿破仑三世在政变成功后宣誓就职。

跨过“卢比孔河”

1851年11月，议会审议一项召集军队的动议，使其陷入明显的混乱。共和派担心梯也尔和其他右翼多数利用这些强力复辟君主制，便和总统支持者对抗这项议案。此时，路易·拿破仑认为从他的叔叔三十六年前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起，法国到了第四次变更政体的时候了。

路易·拿破仑的叔叔拿破仑·波拿巴雅克·路易·大卫绘《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

在12月1日的星期一招待会结束后，客人各自散去，他在一间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和同伴们密谋，其中有他的继兄弟莫尔尼，资深阴谋家范阿林，圣阿诺将军和无法无天的省级长官查理曼·埃米尔·莫帕。午夜，总统下达发动政变的命令。这是一场生死政变，“大获全胜或者一无所有”，就像他一周后对一名来访者所说的。他后来把这场政变的档案命名为“卢比孔河”。

士兵们占领了巴黎市中心的战略据点。军队占据了共和派的报纸办公室。八十名政治人物被捕，其中包括梯也尔、拉马丁、克雷米厄、法卢和卡维尼亚克，他们被关押在新统治者也曾被监禁过的哈姆堡。国家印刷厂的工人们被召集起来，出台一项解散议会的决议，宣布普选权和要求成立新议会，以保证给予总统十年任期。他们被警卫密切监视，在小房间里起草这份文件，以确保没有人知道完整的信息。“现在这种状况不能延续下去了，”文件解释说，“过去的每一天都增加国家的危险。”议会被指控为“暴动的温床”“锻造内战武器的工厂”，“培育邪恶激情”，试图离间总统和人民的关系。“我邀请全体人民裁决议会和我的关系。”王子总统这样结论。

莫尔尼成为内政部长，莫帕执掌巴黎警察局。一场军事行动清洗了波旁王宫。保皇派议员试图聚集在市长办公室，但是都被逮捕了。政变分子从法兰西银行夺得2400万法郎的资金；范阿林将其中一些支付给军队，其他都用来贿赂各路人马。12月2日早上七点，拿破仑告诉政府首脑，政变成功了。

他想得太早了。军队推进到经常骚乱的首都东部郊区时，遭遇抵抗。街垒被建立起来；大炮花费了数小时才摧毁圣但尼街的一处。共和派议员在街头呼吁发起抵抗。军队冲进住宅、餐馆和咖啡馆，四处砸毁和射击。当他们遭受从窗户射来的子弹时，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反击。枪骑兵荷枪实弹沿着林荫大道前进，用剑和集中火力残杀民众。在最繁华的佩尔蒂埃大街，窗户被砸毁，墙壁被炮弹洞穿，而殡仪业者被招来收尸。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自家窗户中看着这场战斗。

一名民主派议员在街上被杀。囚犯们立刻被押往战神广场处决。龚古尔兄弟在圣乔治大街的家里附近，目击军队随意拘捕行人。他们镇压之余，在塞纳河的码头上休息，这对写日记的兄弟看到他们把来复枪堆在一起，“香肠和酒瓶杂乱地堆在长椅上，禁卫兵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大吃大喝，从早到晚一直饮酒作乐”。

路易·拿破仑在12月12日晚间会见奥地利外交官阿波尼时称，他是抵挡骚乱的唯一堡垒。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将收紧新闻媒体，镇压“蛊惑人心的政党”。他点着一只雪茄，大步流星地四处走动，以至访客根本跟不上他的脚步。之后，他停下来并宣布：“如果革命再次抬头，我将在战斗之前击鼓鸣炮，警告良民返回家中，关好门窗。在此之后，那些留在街上的人将遭到毫不留情的痛击。”

虽然巴黎的抵抗被镇压，但是旧有的不满在地方省份沸腾起来，与其说是捍卫少有人吊唁的共和国，不如说是农民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主张自己权利和攻击资产阶级的机会。农民以半军事队列在省级下面的市镇上行进，法国东南部爆发激战。半数以上的省份处在戒严状态。武装团伙占领了十六个城镇。当局传播关于极度野蛮、烧杀抢掠的骇人故事，以扎克雷暴动而著称。一波又一波的军队镇压抗议者，他们未经法院传唤便被逮捕。莫尔尼命令替换大量地方官员。

虽然政变当晚大多数被逮捕的政治领导人很快就被释放，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机会组织反抗了。梯也尔被短期关在哈姆堡，然后被带往比利时边境，在第二年夏天被允许返回法国前，一直待在布鲁塞尔。维克多·雨果也被迫流亡，前往海峡群岛。公务员被要求宣誓效忠。教授被禁止蓄须，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的象征。米什莱再次下台。

维克多·雨果

一部新宪法被提交给公民投票，旨在授予政府首脑十年任期，使部长只听命于他。投票结果显示750万人支持，64万人反对，150万人弃权。甚至在巴黎，也有13.2万人支持，8万人反对，而7.5万人弃权。王子总统称，他只是“离弃墨守成规，回归法治”，这场投票“赋予”他合法性。

国民议会被减到300名成员。新闻媒体遭到管制。一些官方选区候选人被内定，他们大多由新政权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市长们要保证正确的人当选，他们的官位倚赖于此。他们在地方上代表政府强力，如果村庄和社区里的人按照他们的意志投票，将可以得到补贴。

其目的是创建一个新的政治阶级，以代替那些在七月王朝统治下摇摆的骑墙派。但这并不容易，因为缺乏合适的候选人。虽然其政权建立在广泛支持的基础上，王子总统却并不想用怀旧的波拿巴主义者组织议会，而是希望吸纳一批新贵族和白手起家的商人。由于新议会得不到薪资，所以这将是一个由富人们组成的议会，其忠诚来自自身利益而不是信念。

总统和莫尔尼的关系愈加紧张，范阿林代替其担任内政部长，导致莫尔尼辞职的原因是他决定将奥尔良家族3000万法郎的财产收归国有——但是，他很快就回归领导圈。范阿林在历史上更知名的贵族头衔是佩尔西尼，新部长是一个苛刻的监工，脾气很大，政治观点尖锐——“谁阻碍政党融入国家这个大家庭，谁就是在阻碍享有自由”，政府的任务是消除“对既定秩序的敌意”。

为此目的，对于政变后被逮捕的1.4万人，他监督实施监禁、驱逐或将其流放到圭亚那或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王子为了显示对这个四十四岁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支持，在他娶纳伊元帅和银行家拉菲特十八岁的（外）孙女时，送给范阿林价值50万法郎的礼物。佩尔西尼称他的妻子是“珍贵的钻石”，但是她对奢侈品和上流社会的兴趣给她的丈夫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为他本来不喜欢交游，生活也很俭省。佩尔西尼获得了与其资历不相匹配的权力，这激怒了他的同事，路易·波拿巴适时地提议他应该担任无任所部长。佩尔西尼辞职了，之后去往伦敦担任大使。但是，他已经为政府设计了架构。

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地方行政长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受过良好教育、颇有能力的高级官员，而不是像共和派作家描写的腐败专制者。他们中既有曾和老派精英合作过的保守派，也有想要发起社会政治改革的新派。他们通常要求各部门的主要政治团体达成谅解，创造一个混合权力以制衡全面的独裁统治，即使路易·拿破仑也曾以此为目标——他未曾期望形成制度，人民大众会站在他这边。

半新不旧之路

在980万注册选民中，有620万人参加了1852年2月和3月议会选举的两轮投票。舞弊是公开的；市长将写有官方候选人名字的纸条交给值得信赖的选民，并提醒只有那些由政权指定的人执政，才能照顾当地的利益。政府候选人获得500万张选票，反对党赢得82万张选票（8个席位）。然而，极高的弃权票意味着政府候选人只得到登记选民53%的投票，在主要城市得票率尤低。奥尔良家族的支持者和民主派抵制了这次选举。在正统王朝派盘踞的布列塔尼、旺代和“左倾”的东南部地区，政府候选人只获得登记选民不到一半的票数。新统治者的支持者主要分布在法国中部、东部和西南部选区；即使是曾暴力反抗政变的地区人民，他们也成为新政权的同盟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其已经成为不能维护自身利益的农村居民的代表，以及反对富裕地主和城市的农民的捍卫者。

然而，议会多数包括大量地方富豪、老式的保皇派和七月王朝的遗老。佩尔西尼哀叹说：“我们已经把立法机构拱手让与上流社会。”公务员的比重下降，但是他们依然构成了一个最大的支持集团。商人扮演的角色不如新统治者所希望的那样。

不过，工业资本家和金融家都有理由支持新政府。1845年第一条通往北方的铁路开通之后，铁路建设急速发展；巴黎北站的老建筑太过拥挤，被拆毁后又在1860年开通了新站——里尔的始发站也重建了。几家公司合并成立巴黎–里昂–马赛公司（PLM），建成“帝国线”，在法国这三大城市间运送旅客，并成为国家最大的货运公司。所属铁路连通非洲和中东的殖民地海运，还越过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和瑞士。公司的上等车厢还在寒冷旅途中为乘客提供热水。公司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投资，负责人保兰·塔拉博是一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信奉圣西门主义。他去英国会见罗伯特·史蒂文森，打算在法国复制其技术，并紧跟时代潮流，参与其他工程项目，包括开凿苏伊士地峡的运河计划。

在马赛兴起了数家大型船运公司。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帝国轮船公司，投资2000万法郎成立。蒸汽船将地中海港口与美洲地区联系起来。定期线路在巴黎、里昂和马赛的火车站与北非之间运送旅客和货物。1860年，8670艘船舶使用港口设备，十年后增加到10019艘，而货物吞吐量从200万吨增加到350万吨。塔拉博在罗斯柴尔德、施罗德和其他商界大亨的资本支持下，监督扩建了大型港口。

随着欧洲经济的增长，信贷越发容易；互助保险公司受到鼓励，城市改造得到推行。欧仁·施耐德开始在勃艮第的克勒塞发展自己伟大的工业重镇。1852年10月，路易·拿破仑提出一个全局设想——“我们还有大量未开垦的领土值得清理，需要修筑道路，挖掘港口和运河，疏通河道，以及完成铁路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