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于欢获释：这一次，能回家感受到母亲的温度了！

辱母杀人案于欢牢狱五年后获释

这一次，能回家感受到母亲的温度了！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陈安庆（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

辱母杀人案新闻主角于欢，深陷牢狱五年后获释。

今天有人问，辱母杀人案于欢出狱，你对当年的案件怎么看？

只想回答一句话，所谓正义，就是每一个人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辱母杀人案刺痛的是大众朴素正义和人伦最敏感脆弱的神经。

2020年11月18日，山东“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获减刑提前出狱。

据此前媒体报道，2016年4月14日，因不堪母亲受辱，时年22岁的于欢将水果刀刺向了暴力催债人；2017年2月，山东聊城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2017年6月，山东高院作出改判，认为于欢刺死一人行为系防卫过当，于欢最终获刑5年。2020年11月18日，聊城中院作出《刑事裁定书》，决定对于欢减去余刑释放。至此，于欢共服刑4年7个月4天。

苏银霞当初被黑恶势力成员限制人身自由、各种殴打胁迫，儿子挥刀杀人，该承担的防卫过当的法律责任也承担了；但是防卫过当是真的过当了吗？当自己的母亲遭遇羞辱，自己不挺身而出，请问还是一个血性男儿吗？

11名讨债人使用非常规手段限制了于欢母子的自由，并施加侮辱。于欢案由此而引发。在因遭暴力讨债而受侮辱的情境之下，苏银霞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同时于欢在母亲遭遇羞辱的情况下，激愤中防卫过激杀人，从道义和情感上，民间普遍持同情且支持态度。

一审法院否认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舆论当然会炸锅。因为，这不符合民间朴素的正义情感。

“于欢案”触动的矛盾点在于个人的公平与公正，其刺痛的是大众朴素正义和人伦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

1 亲人受辱时，是“以法律的名义继续忍受凌辱”，做一个“不孝”的“守法者”

还是“以道德的名义奋起抗暴”，做一个“违法”的“孝子”？

从情感层面来说。孝子，血性男儿，这样的男孩子，虽然遭遇牢狱之灾，但是老百姓朴素的正义情感上，还是特别认可他的。

从法治层面来说。“于欢案”下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存在困境，而于欢效应下的中国式关注一定程度监督着司法机关，也影响着司法机关的审判。

在辱母杀人案中，一审法院完全没有权衡和评价这一事实，完全没有考虑一般正当防卫的适用，而是否认特殊防卫直接排除一般防卫的适用，民众相当不理解，也不服。一审法院认为于欢和其母亲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且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但事实的经过如南方周末等媒体披露后，现实危险性实际上是大的，而且非常大，甚至是威胁生命的，而且在中国人的传统人伦伦理中是士可杀不可辱的，不共戴天之仇，必须奋起反抗的。

虽然从结果来看，三重伤一轻伤在于欢所处的紧急环境，其自身防卫能力、侵害人实施的严重侵害行为来说，民间舆论普遍认为这些都应当属于正当防卫的范围，不存在防卫过当。

社会普通大众大都为于欢的判决感到愤懑与不公，而舆论的导向也直指司法审判瑕疵。

于欢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及是否适用防卫过当”？“于欢无期徒刑”的适用明显量刑过重，甚至存在法律条文适用错误的可能。

媒体的主要焦点则在“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博弈与交锋，司法中的“民意”体现，新闻媒体打出“民意”感情牌，批判司法审判缺乏“正义与伦理”；以易中天为显著代表的社会大众则极具感性的为于欢无罪呐喊，社会大众则易受法学专家和新闻媒体的影响，缺乏理性的选边站队，对司法审判进行批判。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将“超过必要限度”的“门槛”抬高，施以无差别的“对待”，只会使公民抗争邪恶的勇气遭受遏制，从而与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

社会民众为被害人或者被告人鸣不平。虽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司法审判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基于不完全正确或者有待证明的事实的基础上去大抒言论，一方面会积聚民怨，而且易导致民怨直接诉诸于司法审判，使得民众不再信任司法审判权威，这也是此案留下的一个巨大后遗症。

这个案子的启示还在于——虽然不鼓励舆论媒介审判干预司法，但是司法审判也要接受舆论监督，案件的专业化与公开化，透明化，在法与情之间做到平衡，也是官方司法实践中需要考量的。

“于欢案”的司法审判，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民众广泛关注及讨论的意义在于，民众对司法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存在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是推动司法审判过程的进一步的公开与透明。

“于欢案”给立法者与司法者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带来一定的审视，于欢效应下的中国式关注，也值得我们重视与深思。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人的生存条件不仅包括肉体生命的存续，还包括底线人格尊严的保留。判决时如能给正常的人伦情理留下必要空间，能考虑到当面凌辱自己母亲导致的精神痛苦，那判决势必会被更多人认同。

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

即使是防卫过当，判得是不是也太重了？

量刑畸重，民间舆论场普遍认为当时的一审判决量刑过重，应减轻或免于处罚。于欢没有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不应负刑事责任。从法律上、情理上，于欢采取防卫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本案都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普天之下，哪里还有正当防卫？直到今天，4年过去了民间仍然认为“刺死辱母者案”应定性为正当防卫，于欢的防卫力度没有问题，属于正当防卫，应该无罪释放。

“辱母杀人案”发生时的伦理情境，不应该被草草忽视。如果不是于欢拿刀杀了人，奋起抗暴的结果会是于欢母子遭受到的暴力、凌辱会进一步升级，不仅仅是人格尊严受辱，还有可能威胁到生命安全。在这一伦理情境中，于欢并没有预谋实施杀人，只是在双方的互动中对方触动了于欢的道德底线，在强烈的环境刺激下，于欢因恐惧和绝望而杀人，这应当属于正当防卫，在护母，面对黑恶对母亲施暴，侮辱的情况下，不反抗，那还算是一个血性男儿吗？还是一个正常人吗？人伦和道义上如果他忍了，大众反而会鄙视他，看不起他！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情感和伦理上，他如果不反抗不护母，那就不能称之为一个人。

所以，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行为，更是一个中国人的伦理捍卫和道义捍卫行为。大众当然支持维护朴素的正义伦理和情感，这无可厚非。就问你一句，如果你的亲人受辱时，是“以法律的名义继续忍受凌辱”，做一个“不孝”的“守法者”，还是“以道德的名义奋起抗暴”，做一个“违法”的“孝子”？

辱母杀人案背后也是“守法”与“不孝”、“违法”与“孝”之间的冲突。“守法”与“违法”是一种法律评价，“不孝”与“孝”是一种道德评价。

法律与道德相冲突，但法律也具有道德性，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司法审判不能完全偏离公众的道德认知。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这要求司法审判应考量案件发生时的伦理情境，以让公众从情感上真正认同司法审判的道义权威和公平正义。

2   欠了债就该被辱？就该逆来顺受甘受欺凌？

为吴学占地方黑恶洗地的喷子键盘侠不仅蠢而且坏

但是，舆论的水也经常被网络喷子搅混。在“辱母杀人案”之初，就有一些人打着内幕消息的幌子说，苏银霞家里也“不干净”，为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洗地”，搬出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说法。

应该注意到，从定罪的角度来说，苏银霞被定的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因为其所吸收款项主要用于源大公司生产经营、还本付息等，并没有用于挥霍，所以适用的是刑罚较轻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不是“集资诈骗罪”。而且案发前其已返还集资参与人1247.74万元，目前涉案款项已全部退缴到案，综合几种因素，苏银霞获得了3年的轻判。

因为受害人涉及其他的经济犯罪，所以当受到黑恶势力的殴打侮辱、限制人身自由时，就应该逆来顺受，认为这就是“正义”。这种想法不仅糊涂，而且危险，缺乏基本的是非对错，也丧失了应有的道德底线，为黑恶势力充当了免费的传声筒，毒化了舆论环境，这些网络喷子三观不仅不正，不仅是蠢，而且很坏。

事实上，“辱母杀人案”中的讨债方——吴学占黑恶势力团伙劣迹斑斑，其累累暴行令人发指。

2013年，时任冠县东古城镇镇长武德明安排吴学占去截访，之后被于欢过失杀死的杜志浩等人对女访民王某某实施非法拘禁，脱去其衣服拍裸照、逼其喝尿、用电棍击打女性敏感部位，无所不用其极，毫无人性。

吴学占因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制侮辱妇女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数罪并罚，获刑25年，成为中国“扫黑风暴”当中的典型个案。

这样的恶棍居然有人还在网上给他洗地，搅乱舆论，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其心可诛！在自媒体时代，面对存在的民粹情绪，舆论尤其要锁定法治的价值观和标尺，不被“带节奏”，不混淆是非。

对于“辱母杀人”中吴学占这样典型的黑恶势力暴力讨债案件，社会应该是统一的谴责态度，不容一些草根三观歪的自媒体带坏节奏，搅浑是非。铲除这些黑恶势力，社会才能安宁！每个人的安全才能得以保障。

3   辱母杀人案其实也是中国金融界的耻辱：

黑恶高利贷罪恶之下的中小企业“遭逼债悲剧”

在情与法的争论之外，也折射出当前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境。

这几年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多个部门也频频出台文件推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这仍是当下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迈过去的坎儿。

苏银霞是一个做实业的人。苏银霞的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18日，注册资金1亿元。从时间上来看，苏银霞的企业正好赶上“4万亿”救市计划推动经济迅速膨胀的时候。

“4万亿”的时候，银行拼命找企业放贷，受宠若惊的企业也拼命吸纳这些贷款，而到泡沫慢慢撕裂的时候，正是贷款到期银行收贷之时，而产能过剩与经济的下滑，已经让许多企业走向亏损——这正是许多企业被迫借高利贷的根源之一。

银行债务到期的情况下，苏银霞面临着资金流断裂的风险。她依然没有选择退出实业，她坚信实业会再次给她带来机会。在无奈的情况下，她做了两个选择：非法集资、借高利贷。

苏银霞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最终由逼债引发悲剧。

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

2016年4月14日，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

2016年4月14日，11名催债人将苏银霞和儿子于欢控制，百般侮辱。“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被按在旁边的于欢咬牙切齿，几近崩溃。”报警后，民警到场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吴学占在当地能拿下那么多工程项目，能明目张胆地放高利贷，仅仅是因为他个人黑吗？常识告诉我们，在黑社会的背后，经常隐藏着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的影子，恐怕这才是值得有关部门彻查的症结所在。

造成惨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借了高利贷。疯狂高利贷已不仅仅只是严重扰乱正常金融市场秩序这么简单，显然已成了危害社会稳定和谐的一颗毒瘤。“辱母杀人案”其实是金融界的耻辱。这么多的金融机构，竟然没有一个可以给苏银霞提供贷款。

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银行坏账率提高，风控收紧，对于次贷人群、小企业贷款，越发严苛。而这群人的借贷需求又日益旺盛，于是，从2016年开始，线下贷款、小贷公司、网上的小额现金贷都集中爆发——新的经济体发展壮大，来吞噬消化这些新生需求。

民间资金紧缺。在当地，许多企业都曾经遭遇到苏银霞同样的命运：银行贷不出钱，只能找吴占学这个表面上是地产商，实际上是黑社会头子借高利贷。当“于欢案”发生后，源大工贸已经拿不出一分钱出来，是冠县工业园22家企业共同出资十几万帮于欢打官司。他们知道，苏银霞和于欢母子的遭遇，就是他们自己的遭遇。

越是缺钱的人，越借不到钱，于是不得不卷入高利贷中，恶性循环一旦产生，会让这个下行周期，变得晦暗而血腥。一旦这个无序竞争的口子打开，就如洪水决堤般难以回旋。

这实际从侧面折射了县域经济的现状。一毛钱难倒英雄汉，实体经济从银行拿不到钱，被迫去找高利贷周转，稍不留意，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资料显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冠县工业园区内，济邯高速（青兰高速）冠县出口南500米，占地120亩，注册资金2000万元，现有职工200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16名，自主设计研发人员10名。一个能够为当地解决200个就业岗位的实体企业，就这样毁于一百多万的周转资金上。

高利贷成就了一种社会现象，经济问题开始嬗变为社会问题，无疑需要深刻反思当前的经济治理症候。不管是行业自律，还是监管施压，只为杜绝于欢悲情故事的再发生。

做了近5年牢的于欢见到母亲很心酸，后悔当年的冲动，他说“我犯法了”。上一次见到妈妈是去年12月份，我妈妈刚释放回家的时候，来监狱看我。那时只能看到，触摸不到；这一次，能亲自感受到母亲的温度了。

于欢获释后回到家中。目前正在老家祭拜爷爷奶奶，同时感谢乡亲们和中国广大网友对他的帮助。

（传媒智库—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陈安庆）